沈元川的葬礼办得简单,来的大多是工作室的老同事和相熟的工厂师傅。杨书妍没穿黑裙,只套了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那是当年工作室刚起步时,沈元川帮她搬完货,在夜市摊上挑的,“耐脏还软和”。她站在墓碑前,把那张泛黄的设计图和合照一起埋了进去,末了轻轻拍了拍碑石,像在跟老同事道别“下班了”。
葬礼结束后,她回工作室清沈元川的办公桌。抽屉最底层压着个铁盒子,里面没放金银,只有一沓便利贴,全是她当年随手写的修改意见,有的标着“侧兜缝线要加固”,有的画着歪歪扭扭的透气孔草图,甚至还有张写着“今周航带的包子太咸,明换家买”。杨书妍捏着便利贴笑了笑,指尖沾零薄泪——原来他把这些碎碎念,都当宝贝收了一辈子。
半个月后,杨书妍把工作室交给了几个跟着她十年的年轻人,只留下了那个印着外卖包设计图的招牌。周航帮她收拾行李时,看着行李箱里塞的冲锋衣和徒步鞋,忍不住问:“真不带着我?”她笑着拍了拍他的肩:“你得帮我盯着工作室,等我回来听你新设计的透气孔方案。”其实她知道,周航这些年的心思,只是她这辈子心里装着“要沈元川踏实”的执念,没空想别的,如今倒该让他松快松快,也让自己去看看上辈子没心思看的风景。
第一站她去了云南。在大理的洱海边,她租了辆自行车,沿着湖岸骑到日落。风里带着青草和湖水的味道,她想起上辈子跟着沈元川参加酒会,满场的香水味和碰杯声,竟不如此刻耳边的风声来得真牵晚上住在民宿,老板是对年轻夫妻,男的修自行车,女的烤乳扇,闲时两人就坐在院子里剥核桃,话不多,却总在递核桃时顺手替对方拂去肩上的碎壳。杨书妍看着,忽然就懂了沈元川最后那抹笑——原来被人放在心上的踏实,从来都藏在这些不用刻意表演的细节里。
后来她又去了新疆,在喀纳斯看晨雾绕着松树林,在伊犁的草原上听牧民唱古老的歌;去了北欧,在极光下裹着厚外套吃热巧克力,在街头看艺券吉他,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没人举着手机拍,只安安静静地听。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寄一张明信片回工作室,上面不写风景,只写“今吃到了甜得像蜜的葡萄”“这里的风比周航吹的牛还大”,末了签上“杨书妍”三个字,笔锋圆润,和当年设计logo时一样。
三年后,她背着半箱明信片回了国。刚进工作室,就被年轻人围住,献宝似的递上新款外卖包样品:“杨姐你看!我们在你当年的透气孔基础上加了防水膜,外卖员下雨也能放心放手机!”她拿起样品摸了摸,侧兜的斜角还是45°,只是比当年更贴合手型,角落里的logo,依旧是她和沈元川当年一起敲定的样式。
当晚上,她去了沈元川的墓碑前,把一张印着新款外卖包的照片放在碑石上:“老沈,你看,咱们的设计还在发光呢。”风拂过,照片边角轻轻动了动,像有人在点头。
又过了两年,杨书妍去律师事务所立了遗嘱。她把工作室的股份分成两半,一半留给周航和那几个年轻人,另一半捐给了培养设计人才的基金会;名下的房子和存款,一半捐给了帮扶外卖员的公益组织,另一半托律师转交给了沈元川的叔叔阿姨——上辈子她见过这对老人,在沈元川风光时从不攀附,在他落魄时却偷偷塞过钱,是真心待他好的人。
律师念到“捐赠”条款时,忍不住问:“杨女士,不再留点给自己?”她笑着摇头,指了指窗外:“我这几年走了大半个世界,见过的风景够多了,心里装的暖也够满了,剩下的,该留给能让更多人踏实生活的地方。”
那回家的路上,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想起沈元川最后喝的那碗米粥,想起工作室里的阳光,想起洱海边的风,忽然觉得这辈子过得比上辈子扎实百倍——她没再做谁的附庸,没再忍气吞声,既报了上辈子的“怨”,也拾了这辈子的“暖”,最后还能把这份暖传出去,也算没白活两辈子。
走到楼下时,周航正站在单元门口等她,手里提着个保温桶,笑着喊:“妍妍,我妈熬了银耳羹,你刚回来,得补补。”杨书妍加快脚步走过去,保温桶的温度透过掌心传过来,暖得像当年沈元川攥了一辈子的那张设计图,也像她这一路拾来的,满当当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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