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尼戈夫市郊，苏联空军第xxxx航空团的驻地，高墙耸立，岗哨森严。
与城内萧条混乱的景象相比，这里依然保持着一种刻板的秩序感，只是围墙上的标语油漆和铁丝网都透着一股被时光遗忘的陈旧气息。
江辰的“技术创意征集”虽然巧妙且收获颇丰，但随着一批批电子产品和美元现金的流入，终究在封闭的城里引起了细微涟漪。
嗅觉灵敏的各方势力——无论是本地新崛起的“巴维尔兄弟会”，还是可能潜伏的、对航空技术感兴趣的西方代理人——都开始若有若无地向工厂和江辰的临时落脚点投来探寻的目光。
米哈伊尔副厂长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也忧心忡忡地暗示，厂内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对他们的“私下交易”颇有微词，甚至可能向更高层或别的势力通风报信。
继续在灰色地带玩智力游戏的风险正指数级上升。
江辰当机立断，转换策略，回归更直接、也更能对抗不确定性的力量——军队。
他手里还有一张不算王牌，但或许能敲开一扇门的牌：与西伯利亚泵罗夫将军建立的“友谊”和贸易关系。
虽然泵罗夫是陆军，且远在西伯利亚，但苏军体系内，尤其是高级军官之间，总有一些盘根错节的联系、校友网络或旧日情谊。
更重要的是，他江辰是一个“曾经与苏军合作过、并为军队带来过实惠”的外国人，这个身份比纯粹的陌生商人或可疑的技术贩子要有分量得多。
目标选定为驻扎在切尔尼戈夫郊外的这个航空团。
该团历史上曾担负过为切尔尼戈夫厂试飞新机、江辰心心念念的图160就在这里，作为远东的战略目标，也与工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团长或政委，很可能是了解工厂技术价值、并对当前混乱局面有切身感受的关键人物。
这一次，江辰没有通过中间人，而是让陈卫国和赵做好了最周全的安全准备后，亲自驱车前往军营。
在警戒线外，他向执勤哨兵递交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措辞谨慎的信函。
信函以英文和俄文双语书写，抬头发给“航空团指挥官同志”，落款是“香港远东工业集团董事长江辰”。
内容简明扼要：提及曾与西伯利亚军区泵罗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将军在“增进相互了解与经济合作”方面有过良好互动；
表达了对苏联航空工业成就的敬意；
明自己目前在切尔尼戈夫进行民用电子产品的市场调研与技术交流；
听闻贵部与本地优秀航空制造企业渊源深厚，本着友好交流的精神，希望能拜会指挥官同志，探讨在非涉密技术领域（如模拟训练设备升级、后勤管理电子化等）进行民用商业合作的可能性。
随信附上了一份精致的“远东工业集团”产品目录册（主要是液晶显示器和电脑，刻意淡化军事色彩）以及……两瓶包装精美的中国茅台酒和几条中华香烟作为“表达敬意的礼物”。
哨兵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三个气质迥异的东方人（江辰的沉稳、陈卫国的精干、赵的机敏），但还是按照规定将信函和礼物送入营内。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
江辰站在车外，感受着军营肃杀的氛围，脑海中飞速推演着各种可能性：
被拒之门外、被礼貌敷衍、被盘查扣押、或者……最理想的，得到一次会谈机会。
约一个时后，一名少尉军官走了出来，态度不算热情，但保持了基本的礼节：
“江先生，团长同志原则上同意与您进行简短会面，但请注意，会谈内容仅限于一般性商业交流，且有时间限制。
请随我来，您的随行人员请在接待室等候。”
江辰心中一松，知道第一步成功了。
他示意陈卫国和赵留下，自己整理了一下西装，跟随少尉走进了军营。
航空团团长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科尔舒诺夫的上校，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很好，脸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坚毅线条，但眉宇间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
他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墙上挂着苏联空军徽章和几张老旧的黑白战机照片。
“江先生，请坐。”科尔舒诺夫上校没有过多的寒暄，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江辰，“您的来信提到了泵罗夫将军。
我认识他，在很多年前的联合演习郑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您和他，真的有合作？”
“是的，上校同志。”江辰用熟练的俄语回答，态度不卑不亢，“主要是民用物资交换和一些工业设备方面的咨询合作。泵罗夫将军非常关心部下的福祉和地区的稳定发展。”
他刻意突出了“民用”和“福祉”，并适时递上了与泵罗夫合影的照片副本（当然是经过处理的、看不出具体地点和背景的版本）以及泵罗夫亲笔签名（真假难辨但足够唬人）的合作意向书复印件。
科尔舒诺夫仔细看了看，脸色稍霁。“那么，您这次来切尔尼戈夫，又有什么‘民用合作’设想？我这里可不是百货商店。”
“当然不是，上校同志。”江辰诚恳地，“我了解到贵部与切尔尼戈夫飞机制造厂有长期协作关系。
我集团旗下的电子公司，在显示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有一些进展。
我注意到，无论是工厂的研发部门，还是贵部的训练保障部门，都可能面临设备老化、技术更新缓慢的问题。”
他摊开产品目录，指向液晶显示器和电脑：“这些设备，或许可以帮助工程师更高效地进行设计模拟，或者帮助训练部门建立更直观的维修教学系统。
这完全是民用性质的效率提升工具。当然，我们也理解当前的经济困难。
我们愿意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是以部分易货贸易的形式，支持贵部和相关合作单位的技术升级。
我们看重的是长远的友谊和潜在的技术交流机会。”
科尔舒诺夫上校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他当然明白江辰的潜台词：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换取接近工厂技术体系的门路，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认可与庇护。
这比那些只想用美元廉价收购技术、甚至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西方豺狼，听起来要“温和”且“务实”一些。
而且，对方搬出了泵罗夫……这层关系虽然不直接，但足以让人多一分考量。
更重要的是，团里乃至整个驻乌苏军的处境都很尴尬。
经费短缺，士气低落，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
如果能有外部渠道，以“民用合作”的名义，为部下或关联单位弄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升级指挥所的显示系统，或者为随军子弟学校弄几台电脑），对他这个团长来，无疑具有吸引力。
“江先生，”科尔舒诺夫终于开口，语气依旧严肃，“我原则上不反对有益的民用技术交流。
但是，我必须强调几点：第一，任何活动必须在法律和军队纪律允许的范围内；
第二，不得涉及任何军事机密和敏感技术；
第三，所有接触必须通过正式渠道报备。如果你能做到，我可以安排你与厂里负责技术保障的同志，进行一次正式的座谈。
仅限于讨论民用显示设备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可能性。明白吗？”
“完全明白，上校同志！”江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这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
有了军方团级主官的“原则同意”和居中联络，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定程度的“监护”下，与工厂内更核心的技术管理部门接触。
这相当于获得了一张有一定分量的“护身符”和“介绍信”。
“具体的安排，我会让参谋长和你的人对接。”
科尔舒诺夫站起身，示意会面结束，“记住你的话，江先生。在切尔尼戈夫，秩序仍然存在。”
离开军营时，江辰感到肩头的压力并未减轻，但方向却清晰了许多。
“老路”有时候恰恰是最有效的路。
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军方“监督”下，将“民用技术交流”这出戏唱好，并从中获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技术信息，还是进一步接触核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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