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十月，金陵城浸润在桂子馥郁与秋菊清冷的混合气息郑秦淮河水光潋滟依旧，桨声灯影里，却悄然涌动着一股与往昔迥异的暗流。这股暗流的源头，不在勾栏瓦舍，不在贡院学宫，而在皇城西南角一处刚刚修缮完毕、门前新挂了“大明通政公报局”黑底金字竖匾的僻静院落。
文华殿内，一场关于这“公报局”的御前会议，气氛颇显微妙。朱常沅端坐案后，神色沉静。殿下，李元胤、沈廷扬、陈邦彦、万元吉、王应华、沐涵等人皆在，此外还多了两张略显紧张的新面孔——新任“公报局”提举、原翰林院编修黄宗羲，以及协同办事、原国子监司业顾炎武。二人皆以学问渊博、思想锐利、关切实务着称，虽未居显位，却在江南士林享有清誉，此番被朱常沅破格擢用，委以此“新奇”之任。
“石斋先生（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此处为行文方便称其号）、宁人先生（顾炎武字宁人），”朱常沅语气平和，“《大明通政公报》创刊号样版，孤已览过。二位先生辛苦了。今日召诸位前来，便是要议一议，这‘报纸’之物，究竟该如何办，又所为何来。”
黄宗羲年近五旬，面容清癯，目光锐利，闻言率先拱手：“监国垂询，臣等敢不尽言。臣与宁人兄奉旨筹办此报，日思夜想，窃以为其要旨，当在‘通’、‘政’、‘公’三字。通者，上情下达，下情上闻，使朝廷政令、四方民情，流通无滞；政者，非为街谈巷议，乃关国计民生，治道得失；公者，持论务求公允，叙事必本于实，不为一家一曲之私言。今创刊号所载，如《监国诏行度田清税以实国用疏》（节录）、《户部奏为厘清田亩产权事》、《南昌、延平、潮州三地清丈近况述略》（此为黄、顾据公开奏报及度支司提供不涉密数据编写）、《粤海市舶司布告》、《农桑辑要》（选刊）等，皆本于此旨。”
顾炎武气质更为内敛刚毅，接口道：“监国，臣与太冲兄商议，此报拟每月朔、望日发行两期，每期暂定四版，采用新制泥活字 排版印刷。发行之途，一为各衙门、府州县学、驿站 等公帑订阅，二为民间书坊、报房 代售。售价力求低廉，使寒士民 亦可购阅。所载文章，除朝廷正式诏令、奏章节要外，其余论、纪事、杂俎，皆不署名，亦不设‘按语’，但陈事实与各方观点，由读者自辨是非。”
不署名、不设按语、但陈事实与各方观点——这几点，是黄、顾二人反复坚持的，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官方色彩，增强“公信”与“客观”表象，也让报纸本身能在言论漩涡中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
“每月两期，活字印刷，不署己名……”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应华捻着胡须，沉吟道，“黄、顾二位先生立意甚高。然老臣有些疑虑。这‘报纸’一出，朝廷政令、地方情状，乃至对时政之议论，皆白纸黑字，流传于市井，是否……有失朝廷体统尊严？且若有不逞之徒，借此散布流言，淆乱视听，又当如何？去岁南昌生员联名罢考，潮州海寇遗旗，皆与流言大有干系。此报一出，岂非为流言插翅？”
这话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保守官员的担忧：信息控制是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将政务公开讨论，风险太大。
“王总宪所虑，老成之言。” 陈邦彦缓声道，“然臣南巡所见，深感舆情如水，堵之愈炽，疏之或可导。去岁南昌、潮州之事，流言之所以能惑众，皆因正道消息不通，民间但闻窃窃私语。若有此朝廷认可之公开渠道，及时刊布 政令原文、事态真相，驳斥 荒谬谣言，阐释 政策本意，或可使民众知所适从，宵无所遁形。此乃以正辟邪 之道。至于体统……《邸报》古已有之，今不过扩大其传布范围，革新其形式内容，使圣主良法，不止达于官衙，亦能泽被闾巷，正是彰显朝廷透明、自信 之举，何损体统？”
李元胤也道：“监国，臣在行伍，亦知军心 之要在于信。以往朝廷赏罚、战况，士卒多从将领口中得知，或道听途，易生疑虑。若此报能定期 将朝廷大政、南北战守之公开讯息（自然需有所选择），传于各营，使将士明白朝廷所为、下大势，或可凝聚人心，激励士气。譬如度田清税，军中多有误解，若报上能公正解 其必要、细则、乃至已见之成效（如南昌新增垦田安置流民事），当可消弭不少怨言。”
沈廷扬从财政角度考虑：“活字印刷，较之雕版，省时省力，成本大减。若发行得法，售报所得 或可弥补部分办报开支，甚或有余。更紧要者，报上可刊登 户部、度支司 的税法细则、催征告示、惩贪案例，乃至各地物价、米价行情，使商民皆知法度，胥吏难再欺瞒，于整顿财政、畅通商贸 大有裨益。广州、宁波 市舶司的关税章程、船期信息，亦可借此发布，便利海商。”
万元吉点头：“确是如此。以往朝廷政令，经层层衙门胥吏传达，难免延宕、讹误，甚或篡改。有此统一刊行 之物，直达民间，可减少中间盘剥，政令亦能更速贯彻。”
支持者从引导舆论、凝聚人心、便利政务、降低行政成本等角度阐述了办报的益处。黄宗羲、顾炎武静听不语，他们深知，此事成否，关键在监国决断，以及在座重臣中保守派的阻力。
朱常沅将众人神色尽收眼底，缓缓开口：“诸卿所言，皆有道理。王总宪担心体统与流言，乃老成谋国。然，陈卿所言‘以正辟邪’，李卿所言‘凝聚人心’，沈卿所言‘便利政务’，亦切中肯綮。此报之设，非为徒逞口舌，淆乱朝纲，实为开通言路，宣导政教，沟通上下，以固国本 之利器。”
他看向黄宗羲、顾炎武：“石斋先生、宁人先生主张‘不署名’、‘陈事实’，此议甚佳，可保此报立身之正。然，‘不设按语’之余，选材本身，便是态度；编排次序，亦见立场。此中分寸，二位先生乃文章泰斗，自有丘壑，孤不多言。唯有一点，务必牢记：此报所载，首要在于‘真实’、‘准确’。朝廷政令，必以颁布原文 或权威节录 为准；地方情状，需有奏报、邸抄或可靠访查 为据；转载他，亦需注明出处。绝不可捏造、歪曲、以讹传讹！此乃此报生命所系，信誉所在！若有失误，必须于下期显着位置更正、致歉！”
“臣等谨记！必秉笔直书，以实为据！” 黄、顾二人肃然应道。
“至于体统，”朱常沅目光转向王应华，“朝廷体统，在于政清人和，法度昭然，而非深藏不露，秘而不宣。将利国利民之政令、惩恶扬善之举措、关乎民生之信息，明示下，正是彰显朝廷以民为本，下为公 之大体统！前朝之弊，在于上下壅塞，民情不通，遂有流言横行，变生肘腋 之祸。孤设此报，正是要破此壅塞，通此民情！”
他顿了顿，语气转厉：“当然，防弊 之策，亦不可少。王总宪听旨：都察院 需派御史 一员，常驻公报局，不预编务，专司监察！监察要点有三：一，所载内容有无违制、悖逆、不实 之处；二，办报人员有无收受贿赂，受人请托，歪曲事实；三，发行过程有无阻挠、篡改、私加 等情。有犯者，无论何人，即时参奏，严惩不贷！”
“老臣领旨！” 王应华躬身，心中稍安。有都察院监察，至少可防报纸沦为攻讦朝廷、散布异端之器。
“此外，”朱常沅对沐涵道，“靖安司 需关注此报发行后，各地士民反应，尤其注意 是否有势力 企图操纵、利用 此报，或散布对立言论，蛊惑人心。北虏、海上 对此报之动向，亦需留意。”
“臣妾明白。”沐涵颔首。
“至于活字印刷，”朱常沅眼中闪过一丝锐光，“此乃关键。雕版费时费料，一套版仅印一篇文章，且难以更易。活字则不然，排版迅捷，修改便利，可随时增删，重复使用。不仅印报，将来朝廷律例、文告、典籍，皆可借此广为流布。此乃文明传播之利器！沈卿，度支司需拨专款，支持公报局 建立活字字库，招募培养刻字、排版、印刷工匠。此技，当视为朝廷要务，不得吝啬！”
“臣遵旨！”沈廷扬振奋应道。他深知，监国这是要将“报纸”与“活字印刷”这两件新事物，作为推动改革、传播政令、甚至开启民智的长期战略来布局。
“最后，”朱常沅环视众人，一锤定音，“《大明通政公报》创刊号，准予照此样版，用活字排版，速速开印！首期印数……暂定五千份。除发往各衙门外，南京城内各城门、集盛茶楼、书院、会馆，设点公开发售！售价……就定每份五文钱，务使民亦能购阅！告诉黄、顾二位先生，放手去办！孤，等着看这第一份报纸，在南京城，能激起怎样的波澜！”
“臣等领旨！”
半月之后，永历十七年十月十五，朔日。清晨，薄雾未散，南京城从睡梦中渐渐苏醒。与往日不同的是，在聚宝门、通济门、三山门等各主要城门附近，在夫子庙、评事街、钞库街等热闹市口，在江南贡院、鸡鸣寺、清凉山等文士聚集之地，悄然多出了一个或数个简易的木案。案后坐着一名身着“公报局”号衣的差役或雇佣的寒生，案上整整齐齐码放着一叠叠散发着新鲜墨香的纸张——正是《大明通政公报》创刊号。
黑体大字报头之下，是监国朱常沅《诏行度田清税以实国用疏》的醒目节录。头版另佣户部奏为厘清田亩产权事》摘要。第二版是《南昌、延平、潮州三地清丈近况述略》，以平实笔法，列举了三地已清出田亩、丁口之大概数目，提及“遇有阻力，朝廷正着力解决”，并简要介绍了针对“田皮田骨”、“赋役转嫁”等新现弊赌应对思路。第三版刊佣粤海市舶司布告》（新定关税则例摘要）、《农桑辑要》（秋播要点）及一篇短文《“通政”》（不署名，阐述报纸“通上下、宣政教、便民情”之宗旨）。第四版则是一份简单的《金陵城内米、布、薪、炭旬日行情》。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大明通政公报》！监国新政，度田清税，粤海关则，农桑要术，金陵市价，尽在此中！一份只要五文钱！” 报童和差役们的吆喝声，起初有些生涩，很快便熟练起来，在清晨的街巷中回荡。
起初，行人多是好奇驻足，指指点点，真正掏钱者寥寥。五文钱，可买两个烧饼，对寻常百姓并非数目。然而，当有识字士子、商人凑近，拿起一份，瞥见头版那熟悉的监国诏书节录，再看到后面那些以往只在衙门内部流传或口耳相传的信息，竟被印成纸张公开售卖时，无不面露惊异。
“这……这是监国诏书？就这么印出来卖了？”
“快看！南昌清出一万八千亩？真有这么多？”
“潮州海寇被郑军门（郑彩）击溃了？这倒是新鲜。”
“粤海关税新则……唔，这条对泉州绸缎有利……”
“城内米价，南门比水西门每石贵三分？这……”
议论声渐渐响起。有心急的士子当场便摸出五文钱，买了一份，倚在墙角或走进茶棚，仔细阅读起来。更多的百姓围拢过来，听识字的人大声念刷讲解。信息，尤其是与自身生计、赋役、生意相关的官方信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直接的方式，流入了市井。
夫子庙前的报摊，很快被闻讯赶来的生员、士人围得水泄不通。五千份报纸，在南京这座数十万人口的大城中，不过杯水车薪。不到午时，各发售点已陆续告罄。未能买到的，围着报摊焦急询问下一期何时出，或向已购得者借阅、传抄。茶楼酒肆中，今日的话题，十有八九都围绕着这份突如其来的“公报”。
当然，反应各异。有士人赞其“开明政之举，有古之谤木、谏鼓遗风”；有商贾喜其“信息明通，便于营生”；有民盼其“能多载些平抑物价、减免杂派的好消息”。自然，亦有那等心职有鬼”的胥吏、与度田利益相悖的豪绅，暗中皱眉，惴惴不安，觉得这“白纸黑字”将事情挑明，日后行事恐多掣肘。更有那思想守旧的宿儒，摇头叹息“朝廷体统，自创然矣”、“道消息，蛊惑人心”。
无论如何，《大明通政公报》的创刊，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永历十七年秋的南京，激起邻一圈实实在在的涟漪。它意味着，监国朱常沅的改革，在试图厘清田亩、整顿财政、调整吏治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无形的战场——舆论与信息的战场。
紫禁城角楼之上，朱常沅与沐涵并肩而立，遥望着城中几处尚有聚集人群的报摊方向。
“监国，报已售罄。舆情初起，毁誉参半。”沐涵轻声道。
“嗯。”朱常沅望着远处，“听见了，也看见了。有议论，总比死水一潭要好。这声音，起初或许嘈杂，但听久了，总能辨出些真民意、真问题。而我们的声音，也要通过这纸墨，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明白。”
“活字之版已留存，加印之事……”沐涵问。
“加印三千份，优先发往南昌、延平、潮州 三试点，及湖广、江西、两广 各府县衙、驻军大营。”朱常沅道，“让蒋臣、张肯堂、郭之奇他们也看看，朝廷在做什么，下在议什么。也让前线的将士，后方的百姓，知道朝廷除炼剑粮饷，还有纸笔和声音。”
他顿了顿，嘴角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这第一声锣，算是敲响了。接下来，就要看这出‘通政’的大戏，怎么唱下去，又能唱出个什么地了。”
秋风吹过，拂动二饶衣袂。城下的喧嚣隐隐传来，与皇城的肃穆交织在一起。一份薄薄的报纸，能否真的成为“通上下、宣政教、便民情、固国本”的利器？能否在重重阻力与猜疑中生存、发展，真正影响人心向背？一切，都刚刚开始。而那深宫里传出的活字印刷机的隐约声响，与市井间渐起的议论声，正预示着南明这个朝廷，在挣扎求存中，正试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其治下的土地与人民，进行一场笨拙而勇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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