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高歌猛进，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汇聚到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之下。然而，人员的急剧增加和地盘的迅速扩张，也使得原本相对简单的权力结构变得复杂起来。“从龙元勋” 与 “归附旧臣” 之间的矛盾，以及文武系统之间的龃龉，开始悄然滋生，并在永历八年秋冬的南京朝堂上，逐渐演变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
这一日，监国朱常沅在行在便殿召集重臣，商议对新收复的苏南、浙北地区府州县官的任命事宜。吏部呈报的遴选名单中，颇多原弘光朝旧吏、乃至一些在清廷治下出任过官职、如今“弃暗投明”的士人。
名单甫一念毕，总督下兵马李元胤尚未开口，其麾下大将、性情耿直的焦琏便按捺不住，出列朗声道：“监国！末将以为此事不妥！”他指着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如这原绍兴府通判王某，曾降清虏，为虎作伥；这原嘉兴名士张某，清军南下时，曾作诗邀宠。慈节操有亏、首鼠两端之辈，岂可遽授州县亲民之官？应优先擢拔我等军中效力多年、忠心耿耿的子弟或幕僚才是！”
焦琏的话，代表了许多从广西、湖广就誓死追随朱常沅的“从龙旧臣”和军中将领的普遍心态。他们认为，下是他们一刀一枪、九死一生打下来的，理应由他们及其亲信来分享胜利果实，占据要津。这些半路归附的“降臣”或“观望者”，无血战之功，却因名望、家世或地方人脉而轻易获得官职，甚至位置更高，心中自然愤懑不平。
焦琏话音刚落，都察院一位新近由监国妃沐涵荐举、出身江南士林的御史便出言反驳：“焦将军此言差矣！王某、张某等人，或为形势所迫，或曾一时糊涂，然今既幡然悔悟，倾心归附，正显监国德威广被，下归心。用人之道，当唯才是举，量能授职。江南之地，情势复杂，非熟悉地方、通达民情者不能治理。若固守门户之见，仅以从军早晚论功行赏，岂非弃千里马而不用，寒了下士子归附之心？于稳定大局，恐非善策！”
“你！”焦琏性如烈火，闻言大怒，戟指道，“莫非我辈将士浴血沙场，反倒不如这些摇唇鼓舌的文人？”
“焦将军！朝堂之上，岂可无状！”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永茂（历史上此时已死，此处剧情需要）沉声喝止，但语气中明显偏向于御史一方。
端坐于上的朱常沅，将这场争执尽收眼底，心中了然。这不仅仅是几个官职的任命问题，其背后是功臣集团（以李元胤、焦琏等武将及早期文官为核心）与归附集团（包括前明旧臣、江南士绅、降官）之间，对权力和资源再分配的激烈争夺。功臣派自恃功高，欲垄断权位；归附派则凭借其地方影响力、文化声望或行政经验，寻求在新政权中占据重要位置，以期“曲线救国”或重振家族。此外，也隐约透露出文武之争的苗头，部分文臣试图借此机会压制武将势力，扩大文官系统的话语权。
“够了。”朱常沅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殿内顿时安静下来。“焦卿忠心为国，孤深知。然，治下非仅恃刀兵。江南新附，人心未固，需用熟悉风土人情之吏，方能尽快恢复秩序，与民休息。李御史所言，亦不无道理。”
他略一沉吟，做出了裁决：“吏部所拟名单，大体可校然，需加一条：所有新授官之归附人员，需至吏部报到，由都察院、靖安司会同考核其才具、操守，并需有现任官员（优先从龙旧臣）具结担保，方许赴任。同时，传孤旨意，军中效力年久、着有功勋之将士子弟及幕僚，由兵部、吏部会同考核，设立恩科或特荐，量才录用，充实各级衙署，尤以通晓刑名、钱谷者为先。”
这是一个平衡的策略，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归附士饶政治诉求以稳定江南，又为功臣集团子弟开辟了晋身之阶，并加强了审查与控制。
李元胤一直沉默不语，此时方开口道：“监国圣明，如此安排，最为妥当。臣必约束部下，以大局为重。”他深知，此刻内部分裂最为致命。
朱常沅点点头，目光深邃：“诸卿须谨记，今虏患未平，中原未复，绝非我辈争权夺利之时！文武和衷共济，新旧同心戮力，方能克竟中兴大业！今后再有敢结党营私、倾轧同僚者，勿谓言之不预！”
“臣等谨遵监国教诲！”众臣齐声应道。
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但朱常沅明白，裂痕已经产生。功臣的骄矜，归附者的不安，文武的隔阂，如同暗礁，隐藏在水面之下。如何驾驭这艘汇集了各方势力、迅速膨胀的巨轮，平衡船上的各种力量，使其不致倾覆，将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考验。朝堂上的暗流，远比战场上的明枪更加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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