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院角,拍掉二八大杠车座上的积雪,霜花沾在手套上,很快凝成冰粒。
跨上车,脚蹬子一发力,车链在低温里“咔嗒”脆响,顺着积雪半化的土路往县城赶。
按张朝阳给的信儿,县农委在县政府西二条街,门牌号是15号。
路过镇供销社,砖墙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褪了色,门口贴着黄纸黑字的“防盗警示”——是县公安局年前统一贴的,红章印着“县公安局治安股”,他下意识摸了摸内兜的纸条。
县农委是栋老砖房,墙根堆着几捆冻硬的药材,标签用红漆写着“防风”“黄芪”,都裹着塑料布防潮。
门岗大爷裹着军大衣,耳朵上套着棉耳罩,问清他“找多种经营股的赵股长”,才摆手放行:“二楼东头,门牌上有名字。”
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响,李建军扶着栏杆往上走,手里攥着的布本被攥得发皱。
找到标着“赵卫国”的门牌,他抬手轻叩,力度不大,怕打扰里头办公。
“进。”屋里传来应答,声音沉稳。
推开门,办公桌后坐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正对着一叠油印文件写标注,桌角摆着搪瓷杯,杯身印着“先进工作者”。
“赵股长您好,我叫李建军,是县公安局张朝阳副局长介绍来的,想咨询中药材创业的政策。”他站在离办公桌半步远的地方,把“张朝阳”三个字清楚。
赵股长放下笔,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他沾着雪的棉裤脚,指了指对面的木椅:“坐,张局今早打过电话,了你要办药材收购的事。”
等李建军坐下,赵股长从文件柜里抽出本《1982年农村经济政策摘要》,翻到折角页:“中央刚下文,社员搞农副产品加工,前两年免工商税;牵头办合作组,带动三户以上,能找信用社贷低息款,最高三万。”
李建军立刻掏出铅笔,在布本上记,“免税”“低息贷款”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笔尖差点戳破纸。
“赵股长,收社员的药材算合作组不?用不用跟供销社报备?”他抬头问,语速不快,怕漏听回答。
“算,但得签书面协议,不能口头约定。”赵股长从抽屉里摸出张油印的协议模板,“你收的防风、黄芪是三类药材,供销社不管议购,自己找销路就行;要是收人参、鹿茸,得按派购计划来。”
“那药材质量咋定?怕收来的不合规矩。”李建军又问——山里人懂药材好坏,却不清楚外头的标准。
“墙上贴着《药材商品规格标准》摘要,你看。”赵股长指了指墙面,“根须干净、无霉变,按等级分价,外地客商都认这个。”
聊了四十多分钟,李建军把协议模板叠好,塞进布本夹里。
赵股长递给他张纸条:“这是公社经管站的电话,办合作组登记得找他们,带户口本和社员意向书。”
出了农委,风更冷了,李建军没往回村的路走,径直去了巷口的邮电所。
邮电所的木头柜台后,大姐接过他递的一毛钱,指了指墙角的黑色电话:“拨号慢点儿,别转错格,容易串线。”
他捏着纸条上的号码,一格一格转拨号盘,指尖冻得有点发僵。
“喂,县公安局副局长办公室。”听筒里传来声音。
“您好,麻烦找张朝阳副局长,我是李建军。”
几秒后,张朝阳的声音传来,背景里有翻案卷的动静:“建军?政策问明白了?”
“都清楚了,赵股长给了协议模板,三类药材能自己找销路。”李建军,“明去见东河乡的王主任,用提前一声不?”
“不用,直接去。”张朝阳顿了顿,“我昨儿跟他通羚话,他常跟浙江客商打交道,你多问收货标准,比问价重要——那些客商对药材干湿度、杂质有要求。”
“知道了,朝阳哥。”
挂羚话,李建军揣好布本,跨上二八大杠往回骑。
夕阳把雪面映得发亮,车轮碾过积雪,“咯吱”声在冷空气里格外清楚。
内兜里的协议模板还带着油墨味,布本上的字迹被体温焐得软和些——开药材合作组的事,不再是飘着的念头,像是冻土里扎了根的芽,等着往出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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