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世界，是由方块字垒成的。
童年的记忆总是带着旧报纸的油墨味和父亲书房里永不停歇的笔尖沙沙声。作为地方志办公室的编辑，父亲的一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他用工整的蝇头楷，将这座城市的百年沧桑浓缩进泛黄的纸页里。我常趴在他的书桌边，看钢笔在稿纸上蜿蜒出的墨迹，像一条条沉默的河流。
七岁那年，我偷偷用父亲的钢笔在作业本背面写下邻一邪诗”。那其实只是把“春来了”四个字拆开又拼凑起来的稚嫩游戏，父亲看到后却郑重地裁下那页纸，收进了他的文件迹“我们邱家的文字，”他摸着我的头，“从来不只是文字。”
高中时，我在校刊上发表邻一篇散文《老街的咳嗽声》。我写青石板路上被岁月磨圆的棱角，写老茶馆里茶垢沉淀的紫砂壶，写剃头师傅推子开合时发出的、像剪断时光的脆响。语文老师把文章推荐到市报的副刊，我收到邻一笔稿费——十五块钱。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方最普通的歙砚，“写作的人，”他把砚台推到我面前，“要懂得文字的分量。”
选择大学专业时，我们发生了唯一的争执。父亲希望我读中文系，走学术的道路。而我偷偷填报了新闻系。“我想写的不是故纸堆里的历史，”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反驳他，“是正在呼吸的当下。”
大学图书馆成了我的新地。我在期刊阅览室一坐就是整，追踪着不同作家的专栏。有的文字犀利如刀，有的温润如玉，而我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大二那年，我在一家青年杂志开邻一个专栏，蕉城市切片》。主编我的文字太过沉静，缺乏爆点。可我依然固执地写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烟火气，写凌晨扫街老人有节奏的扫帚声，写地铁站里陌生人擦肩时短暂的体温交换。
直到那个雨夜。
我在24时便利店赶稿，写到一半卡住了——我要描写一种“失去的声音”，却怎么也找不到准确的词句。窗外雨声渐密，自动门每次开合都带进潮湿的水汽。就在这时，门再次滑开，伴随着风铃的轻响，一个清亮的声音：“麻烦要一把伞。”
我抬头，看见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站在收银台前，水珠正从她的发梢滴落。她接过伞，道谢的声音里带着某种奇特的共鸣，像是被雨水洗过的风铃。就在她转身离开的瞬间，我福至心灵，在文档里写下：“有些声音就像雨季的风铃，即使再也听不见，记忆里仍会响起它曾经的清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雨夜的声音属于配音系的苏墨月。但那时我们只是陌生人，像城市里无数个擦肩而过的平行线。
专栏写到第十篇时，父亲寄来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看了你的《修表匠》，终于有点像我们邱家文字的样子了。”我把信夹在采访本里，继续在城市的脉络中穿校我知道，我的笔墨才刚刚蘸饱，而春的故事，正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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