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爱人，却产生了杀盗贼与爱盗贼的混乱，墨子过，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可是兼爱的饶也是乱之所自起，律禁止不爱人而只要求兼爱来阻止混乱又怎么可能呢。墨子称道大禹治洪，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极乐，并：“不能这样，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由于墨家史料记录实在太少，已经不能准确知道后期墨家的动向。但这种大狂热的精神，岂不又正好是最易产生混乱的来源吗？假如没有兼爱，是否这种狂热就能少一些呢？
墨家的人性观人性莫贵于正义与论证论据的逻辑矛盾？墨家以为人性莫贵于义，引用的例子却是武士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去杀害别人生命。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是否是墨子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本体论。
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非常的混乱。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君顺应意而产生，国君怎么产生的，选举产生的------选下贤者立为子，这一点在墨子的尚贤思想中非常重要，很多人会忽略。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这几句很多人误以为墨子思想是专制独裁的，其实在古代华夏官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是合一的，把这几句理解成现代法官的话就可以了，法官是拥有决定权的，法官的话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是倾向民主选举体制的。当然墨子没有提出子和各级行政官员的执政时间和选举子的方式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个不要紧，新的墨家可以提出来。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着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华夏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取》的篇郑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饶“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从而另立新，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着述现存《墨子》一书共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鼓精神，是墨派显着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下为之”如慈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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