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止”相当于“根本无分别智”，“观”相当于“后得无分别智”，两种智慧统一起来，既要静坐禅定而入“心真如”，又不能限于定坐，还要普济众生超脱俗世。这种止观双修的主张，对后世台宗和禅宗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大乘起信论》在华夏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的影响尤为显着。台宗的“真如缘起论”就借鉴了《起信论》中的“如来藏缘起论”，台宗三祖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自始至终都在阐释《起信论》中的思想，如讲到“心生万物”、“止观法门”等观点时，甚至直接引用《起信论》的一些原文来加以论证、阐述。《大乘起信论》对华严宗的影响就更显着，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就着佣大乘起信论义记》三卷和《大乘起信论义记别记》一卷，进一步阐释并有所发挥《起信论》的思想观点。华严宗直接继承了《起信论》中的“法界缘起论”。华严宗五祖宗密在《原人论》中直接吸取《起信论》的“本觉”观，甚至直接引用《起信论》原文来论证“空”，可见受其影响之大。禅宗和《起信论》都源于《楞伽经》，故《起信论》思想受禅宗重视并接受，是很自然的。禅宗五祖弘忍在《最上乘论》中提出一乘为宗，一乘就是一心，也就是《起信论》中的心如真门。六祖慧能也多处吸收《起信论》思想，如主张“自识本心，自见本性”，这里的“本心”、“本性”就是《起信论》中所的“本觉”；他所主张的“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就接近于《起信论》中的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他所提倡的“无念为宗”，就直接源于《起信论》的“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能随顺入真如门”的思想；在修行理论上，他还吸取《起信论》中的“一行三昧”等。
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所提的“五方便门”中第一门就是“离念门”，所谓“离念”就是离却妄念有念，回归到心真如、即本觉境地，这种思想完全取自《起信论》。又因《起信论》强调“发心修斜，故对后世的净土宗也有一定影响。由于《大乘起信论》影响很大，故对它进行的注释很多，就多达三十余种，其中最通行的是唐代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唐代玄奘还曾将它译为梵文，流传到印度，可惜已佚失。
《大乘起信论》翻译于南朝梁代，即出现于北魏太武帝禁毁佛典事件之后，故在这次劫难中不可能有它；但《起信论》出现在北周之前，且影响很大，故它在北周禁佛事件中难以幸免，属在禁之粒所幸《起信论》流传很广，在江南仍能安然无恙地通行，所以它能得以穿越绵远的时间隧道，完整地出现在当今世人面前。
《大乘起信论序》，扬州僧智恺作：夫起信论者，乃是至极大乘，甚深秘典，开示如理缘起之义。其旨渊弘寂而无相；其用广大宽廓无边。与凡圣为依，众法之本；以其文深旨远，信者至微；故于如来灭后六百余年，诸道乱兴，魔邪竞扇，于佛正法，毁谤不停。时有一高德沙门，名曰马鸣，深契大乘穷尽法性，大悲内融随机应现，愍物长迷故作斯论，盛隆三宝重兴佛日，起信未久回邪入正，大乘正典复显于时，缘起深理更彰于后代；迷群异见者，舍执而归依，暗类偏情之党，弃着而臻凑。自昔已来，久蕴西域，无传东夏者。良以宣译有时，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竺摩伽陀国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冢其人少博采，备览诸经，然于大乘偏洞深远。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苦辞不免，便就泛舟，与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而至未旬，便值侯景侵扰，法师秀采拥流，含珠未吐，慧日暂停，而欲还返。遂嘱值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恺、昙振、慧旻，与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徒。遂翻译斯论一卷，以明论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传语人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马鸣冲旨，更曜于时，邪见之流，伏从正化。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题记，倘遇智者，赐垂改作。
《大乘起信论》原文，马鸣菩萨造。梁西印度三藏法师，真谛译。
归命尽十方，最胜业遍知，色无碍自在，救世大悲者；
及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如实修行等。
为欲令众生，除疑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
论曰：有法能起摩诃衍信根，是故应。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立义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
初因缘分。
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答曰：「是因缘有八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总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二者、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义，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三者、为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衍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为令善根微少众生，修习信心故。五者、为示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网故。六者、为示修习止观，对治凡夫、二乘心过故。七者、为示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为示利益，劝修行故。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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