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感觉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这种崩溃感，是日积月累、层层加码的结果，如同不断收紧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首先，是刘芒那永无止境的“学术追问”。这子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问题制造机”，而且专挑那些经学史上悬而未决、或者极其繁琐偏门的疑难杂症下手。
起初，蔡邕还能凭借深厚的学养从容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芒的“学问”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精进”——他几乎背下了蔡邕书斋里所有能看到的典籍，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刁钻，引证的文献越来越冷僻。
现在，蔡邕已经不敢轻易在课堂上引申发挥某些有争议的观点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稍一提及，下课后刘芒必定会抱着一大摞竹简来找他“深入探讨”。
这些探讨，绝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往往需要引经据典，梳理源流，辨析异同，一耗就是大半。
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刘芒提出的某个角度或发现的一条罕见异文，连蔡邕自己都无法当场给出圆满的解释。
于是，蔡邕的夜晚，不再属于休息或着书立，而是变成了“备课”和“补课”的时间。
他不得不秉烛夜读，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翻找线索，苦苦思索如何应对第二刘芒可能抛出的难题。往往到了深夜，他还在油灯下揉着酸涩的眼睛，对着竹简上的蝇头字长吁短叹。
第二，他还得强打精神，顶着黑眼圈给其他弟子上课，并且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将他昨夜辛苦整理的、关于某个字的古音演变或某句经文的千年争议，详细论证给所有弟子听。
而就在他讲得口干舌燥，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时，刘芒那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又会亮起来，紧接着提出一个新的、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蔡邕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老驴，被刘芒用“学术”的鞭子抽着，永无休止地转圈，身心俱疲。
如果学术上的消耗还属于“文斗”，尚在蔡邕作为学者的承受范围之内，那么刘芒在“礼仪”上的极致践行，则堪称“软刀子割肉”，让蔡邕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蔡府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书斋、讲堂、会客厅以及弟子们用餐的饭堂，是治学、会客的公共区域；后院则是蔡邕家眷的住所，相对私密。蔡邕平日大多在前院活动，与弟子们同吃同学。
而用餐时间，如今成了蔡邕的又一场噩梦。
刘芒将《礼记》中关于饮食的礼仪条款奉为金科玉律，并且执行得一丝不苟，近乎苛刻。吃饭时，他坐姿笔直，席位的方向、与食案的距离必须分毫不差。
吃肉干时，他要用特定的手法，心翼翼地将肉干掰成符合规制的块，动作缓慢而精准；喝汤时，绝对不能发出一丝声响，连吞咽都仿佛经过测量。
餐具的摆放、使用的顺序，更是严格按照古礼。
这还不算，他不仅自己做到极致，还充当起了“餐桌礼仪监察官”。
一旦有仆役上菜时顺序稍有差错，或者哪个师兄吃饭时不心发出了声音，刘芒立刻会放下筷子，用一种温和但无比坚定的语气，引经据典地指出错误：
“《礼记·曲礼》有云：‘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 这位师兄，刚才歠羹似有声响，恐不合礼制。”
“侍者，依《内则》，醢酱应置于右，羮置于左，尔方才摆放似有偏差。”
他每次开口，必先称“《礼记》有云”或“依古制”，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我等求学于蔡师门下，蔡师乃礼学泰斗，我等岂能不遵古制，有辱师门？”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把蔡邕听得头大如牛，食欲全无！
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弟子们的，觉得这是修身养性的基础。
可如今，他自己被学术问题掏空了精力，只想在吃饭时放松片刻，稍微喘口气，却还要被迫沉浸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礼教”氛围中，听着刘芒没完没聊“逼逼叨叨”，蔡邕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不仅是吃饭，日常的一切交流都变得低效而痛苦。
刘芒与蔡邕或同窗交谈，言必称“先生所言极是，然《孝经》有云……”、“师兄高见，然据《周礼》记载……”，任何简单的对话都能被他引申到经典上去，变得冗长而乏味。就连在府中走路，刘芒也坚持要走出符合其“士”身份的特定步速和路线，不能快，不能慢，更不能抄近道，看得蔡邕眼皮直跳。
某日，刘芒突然一脸悲戚地宣布，接到家中来信，一位远房的表叔公去世了。按照礼制，他需要为其服“缌麻”——这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丧服，服丧三个月。
于是，刘芒立刻进入了“守丧模式”。
他在学堂上换上了素服，饮食变得极其简单，甚至只吃白饭和酱菜，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笑容，终日沉默寡言，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蔡邕看他年纪，怕他悲伤过度伤了身体，也好心想劝慰几句，或者暗示他心意到了即可，不必如此严格拘泥形式，毕竟只是远亲。
谁知，蔡邕刚开口了句“芒儿，节哀顺变，心意到了即可，不必过于……”
刘芒立刻抬起头，泪眼婆娑（知道是不是偷偷抹了生姜），用一种饱含委屈和“正义”的语气打断他，声音带着哽咽引用《仪礼·丧服传》：
“先生！圣人制礼，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缌麻之服，虽轻，亦是圣人体察人情，不忍其废也！此乃人伦之本！弟子若因路远亲疏而废礼，与禽兽何异？先生……先生莫非是教弟子做那无情无义、不知人伦之人吗？”
这一顶“教人做禽兽”的大帽子扣下来，蔡邕当场噎住，脸色涨红，一句话也不出来。
他能什么？否定丧服制度？那他这个礼学大家成什么了？
他只能把剩下的话硬生生咽回肚子里，憋得胸口发闷。
整个蔡府和学堂，彻底被刘芒带入了了一种极其压抑、繁琐、令人窒息的氛围。
刘芒就像一个活的、行走的“礼仪监察官”，用无数条看不见的“礼”的绳索，将每个人都捆绑得动弹不得。
仆役们做事提心吊胆，同窗们不敢大声笑，连走路都要先想想合不合规矩。
蔡邕作为老师，被自己一生信奉和研究的“礼”完全绑架了！
他既要日夜不停地应对刘芒的学术“轰炸”，又要忍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礼仪“酷刑”。他正常的教学节奏、生活规律、甚至一点点私饶放松空间，都被严重干扰和剥夺。
他想发火，想怒吼，想对着刘芒咆哮：“够了！别再跟我提什么礼！什么仪！我去他妈的！”
他想把那些竹简全都扔进火盆，想把那套繁琐的礼仪踩在脚下！
可是，他不能。因为刘芒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坚实的经典依据；刘芒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至诚”和“好学”。
他作为老师，作为大儒，如果公然反对甚至斥责这种行为，那等于是在否定自己一生的信仰和学问根基！他会被下人耻笑！
这种极度的压抑和矛盾，让蔡邕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不断充气的气球，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他失眠，焦虑，食欲不振，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自己穷尽一生追求的“礼”和“学问”，难道就是为了制造出刘芒这样的“怪物”，来折磨自己的吗？
某个深夜，蔡邕独自坐在书斋里，看着跳跃的烛火，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刘芒那张“虔诚”而“专注”的脸。他猛地抱住头，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近乎野兽般的低吼：
“我该怎么办？！我快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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