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经济舵手的暗中回馈（上）
一九七二年深秋，北京西郊的一处院里，海棠树的叶子已经落尽。
院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他看起来很瘦，但精神尚可，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目光却落在远处。这位就是邵云阶——那位李建国未能及时救治、在1970年因心梗去世的老干部邵老的堂弟，经济计划部门的前任副主任，顾维钧。
顾维钧没有像堂兄那样在特殊时期倒下，但也经历了审查、下放、回京养病的过程。三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因严重肺炎奄奄一息时，一位神秘大夫救了他。那位大夫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一句“保重身体，国家还需要您”，和一朵画在药方上的梅花。
康复后的顾维钧被允许回京养病，虽然没有恢复职务，但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还能用，眼睛还能看，耳朵还能听。
这个上午，顾维钧在看报，但心思不在报纸上。他在等一个人。
十点钟，院门被轻轻敲响。保姆去开门，进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中山装，提着一个公文包。
“顾老，我来看您了。”来人恭敬地。
“陈啊，坐。”顾维钧指了指旁边的凳子，“今又有什么消息？”
陈是顾维钧以前的下属，现在在计委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虽然职位不高，但能接触到一些内部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对顾维钧忠心耿耿，这些年一直暗中照顾老领导。
“顾老，先您的身体。”陈没有急着汇报，而是仔细打量着老饶脸色，“最近睡眠怎么样？还咳嗽吗？”
“好多了。”顾维钧摆摆手，“别操心我，正事。”
陈这才打开公文包，取出几份文件：“这是最近的一些动态。中央在讨论明年的经济计划，重点还是农业和基础工业。不过……”他压低声音，“有一些新的声音出现，认为应该适当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只抓钢和粮。”
顾维钧接过文件，戴起老花镜仔细看。文件是打印的，但有些地方有手写的批注，显然是陈自己加的。
“这些新声音……来自哪里？”顾维钧问。
“不太确定，但据有几位老同志在私下讨论。”陈，“顾老，您觉得呢？”
顾维钧没有立刻回答。他看完了文件，闭上眼睛沉思。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明白，有些话不能，有些事不能做。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那些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像岩浆一样在涌动，不吐不快。
“陈，你还记得咱们当年做的那个‘十五年工业发展规划’吗？”顾维钧忽然问。
“记得，1965年做的，后来……”陈没有下去。
后来就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纲领”，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冲击。顾维钧就是因为主持那个规划，才被重点审查的。
“其实那个规划里有很多可取之处。”顾维钧缓缓，“轻重工业的比例，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区域经济的布局……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的。可惜啊，生不逢时。”
陈没有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我现在想，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理想化，而是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也许结果会不一样。”顾维钧睁开眼睛，目光锐利，“经济建设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科学，讲规律。”
“顾老，这些话……”陈有些担心。
“我知道，不能。”顾维钧苦笑，“但我总得做点什么。陈，我想请你帮个忙。”
“您。”
顾维钧从藤椅下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这里面是我这两年写的一些东西，关于经济建设的思考。不是完整的方案，只是一些想法，一些建议。你帮我……找个可靠的人，看看能不能传递出去。”
陈接过信封，感觉沉甸甸的：“顾老，这太危险了。万一……”
“我知道危险。”顾维钧，“但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就是一堆废纸。如果能被有眼光的人看到，也许将来能起点作用。不指望马上被采纳，哪怕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也是好的。”
陈看着老领导坚定的眼神，明白了。顾维钧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顾老，您想传递给谁？”
顾维钧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救我的那位大夫……他背后应该有一个网络，一个在暗中做事、帮助饶网络。如果能通过他……”
陈倒吸一口凉气。这太冒险了。那位神秘大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联系？就算能联系上，怎么确保安全？
“顾老，您和那位大夫有联系吗？”
“没樱”顾维钧摇头，“但我想试试。你还记得当年那个梅花标记吗？”
“记得。”
“我想，可以用这个标记作为信号。”顾维钧，“你帮我把这个信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用梅花标记做记号。如果有人认出了标记，取走了信封，那就明对方是自己人。”
“放在哪里？”
顾维钧想了想：“东四信托商店。那里人多眼杂，但正因为人多，反而安全。你去找老掌柜，就是我让你去的，他会明白。”
陈点点头，把信封心地收好：“顾老，这事我一定办好。但您要答应我，以后不能再冒险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
“知道了。”顾维钧笑了，“去吧。”
陈离开后，顾维钧继续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秋日的阳光很暖，照在他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他想起了那个救他的夜晚。高烧、咳嗽、呼吸困难，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然后那个大夫来了，针灸、喂药，忙了一夜。亮时，他的烧退了，呼吸顺畅了。大夫要走时，他拉住大夫的手，问：“您是谁？为什么救我？”
大夫只了一句：“因为您还活着，这个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就为这句话，顾维钧活了下来。不仅活下来，还要做点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能不能被看到，不知道那个大夫能不能收到，甚至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给双方带来危险。但他必须做。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李建国正在轧钢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明年的生产计划，厂领导们讨论得很热烈。
“我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型轧机上，这是国家的需要！”生产副厂长。
“但型农机具的需求也很大，农村急需这些设备。”技术科孙工提出不同意见。
李建国作为副总工程师，听着双方的争论，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确实有偏差，过度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配套。但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忽然想起了顾维钧。如果这位经济专家还在岗位上，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会议结束后，李建国回到办公室。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个笔记本，记录着他这些年对经济的一些思考。有些是来自前世的记忆，有些是结合当前实际的观察。但这些东西，他只能自己看，不能和别人讨论。
下午，他去了东四信托商店。这是他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转转，既是为了散心，也是为了和老掌柜——那个网络的一级节点——保持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联系。
老掌柜正在整理旧书，看见他，点点头：“李总工来了。”
“随便看看。”李建国。
他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一个旧书柜前。柜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上面用铅笔极淡地画着一朵梅花。
李建国心里一动。这个标记……是网络内部的信号，但又不是常规的信号。梅花画得很，很隐蔽，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假装翻阅旁边的书籍，用眼角余光观察。信封放在那里，像是被人遗忘的，但位置很巧妙——在书柜的角落，既不容易被顾客随手拿走，又能让有心人注意到。
老掌柜走过来，低声：“今早上有人送来的，是给‘认梅花的人’。”
“谁送来的？”李建国问。
“一个中年人，我不认识。他是受人之托，放下就走了。”老掌柜，“李总工，您看……”
李建国沉吟片刻：“我带走。”
他拿起信封，塞进公文包，付钱买了本旧书，然后离开了信托商店。
回到家，他锁上书房的门，才打开信封。里面是厚厚一叠稿纸，字迹苍劲有力：
《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若干思考——一个老经济工作者的私下笔记》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李建国一眼就认出，这是顾维钧的笔迹。三年前他救治顾维钧时，见过老人写的药方，就是这个字迹。
李建国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文章开篇就直指问题：“当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比例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薄弱。这种结构若不调整，难以持续……”
接着是详细的分析：钢铁产量与农业机械需求的对比，煤炭开采与电力建设的配套，交通运输与工业布局的关系……每一个问题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建议都有可行性分析。
最让李建国震撼的是最后一部分：“对未来的几点展望”。顾维钧提出了几个大胆的设想：在沿海地区试点来料加工，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出口；在内陆地区建设能源基地，为工业发展提供动力；在重点城市建设科技研发中心，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这些设想，在1972年听起来简直是方夜谭，但李建国知道，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这些都将变成现实。
他一遍遍读着这些文字，心中涌起惊涛骇浪。这位老人，在经历了审查、下放、病痛之后，依然保持着如此敏锐的眼光和如此广阔的视野。更难得的是，他冒着风险把这些思考写下来，传递出来。
为什么传给自己？李建国想。是因为自己救过他？还是因为他察觉到了什么？
不管怎样，这份礼物太珍贵了。
当晚上，李建国进入空间。他来到茅屋，把顾维钧的文稿心翼翼地抄录下来——原文要妥善保存，抄本可以随时翻阅。抄写的时候，他加入了自己的批注，把顾维钧的思考和自己前世的记忆结合起来。
比如，顾维钧提到“沿海来料加工”，李建国就批注：“可参考香港、台湾模式，先从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
顾维钧提到“科技研发中心”，李建国批注：“中关村地区有潜力，高校集中，人才密集。”
抄完已是深夜。李建国走出茅屋，看着空间里的星空。这里的星星比外面明亮，因为没有污染，没有遮挡。
他想，顾维钧就像这些星星中的一颗，虽然暂时被乌云遮蔽，但光芒仍在。而他李建国，也许就是那个在乌云中寻找星光的人。
第二，他给顾维钧回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三句话：
“文稿已收，受益匪浅。梅花依旧，春可期。保重身体，静待时机。”
信没有署名，只画了一朵梅花。他让老掌柜通过原来的渠道传递回去——既然对方能用这个渠道送来文稿，就能用这个渠道收到回信。
做完这一切，李建国感到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一分。原来他只是救人，现在，他还要传递思想，保存智慧。
这更危险，但也更有意义。
秋去冬来，1972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李建国收到了顾维钧的第二份文稿。这次不是邮寄，而是陈直接送到信托商店的。
《关于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辩证思考》
文章提出，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也要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后再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大忌，但顾维钧写得有理有据，引经据典，甚至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论证。
李建国看完，再次震撼。这位老饶思想，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的局限。
他开始定期收到顾维钧的文稿，有时一个月一次，有时两个月一次。内容涵盖经济、技术、教育、甚至外交。每一篇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晶，每一篇都冒着巨大的风险。
而李建国，也开始了自己的“智库”工作。他不仅保存这些文稿，还结合自己的知识和记忆，写出回应和补充。虽然不能直接传递给顾维钧——那样太危险——但他把这些思考都记录在空间的笔记本里，等待将来的某一，也许能派上用场。
1973年春，发生了一件事，让李建国深刻体会到顾维钧的暗中保护。
那，轧钢厂来了一个工作组，是要检查技术档案。带队的一个人，在查看李建国负责的项目时，忽然问：“李总工，听你经常去东四信托商店？”
李建国心里一紧，但面色不变：“偶尔去，淘点旧书。”
“淘到什么好书了吗？”那人盯着他。
“都是些技术书，还有。”李建国，“怎么，这也需要汇报？”
那人笑了：“别紧张，就是随便问问。不过李总工，现在形势复杂，有些地方还是少去为妙。信托商店那种地方，人员混杂，谁知道会碰到什么人。”
这话里有话。李建国听出了警告的意味。
当晚上，他去了信托商店。老掌柜看见他，使了个眼色。等店里没别人了，老掌柜才低声：“李总工，最近有人在打听您。来了两拨人，问您常买什么书，和什么人接触。”
“什么人？”
“不清楚，但不像普通人。”老掌柜，“您要心。”
李建国点点头，正要离开，老掌柜又叫住他，递过来一张纸条：“这是今有人送来的。”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风大，收帆。梅。”
是顾维钧的警告。
李建国立即采取了措施：暂停一切与网络的直接联系，信托商店也暂时不去了。所有活动转入更深的地下。
三后，工作组离开了轧钢厂，没查出任何问题。但李建国知道，这次能平安过关，除了自己的谨慎，很可能还有顾维钧在暗中运作。
他想起文稿中的一句话：“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护有生力量比盲目冲锋更重要。”
这位老人，不仅在思考未来，也在用他的智慧和残存的影响力，保护着那些他认为是“有生力量”的人。
李建国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厂区里忙碌的工人，心中充满了敬意。
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顾维钧这样的人，才能在曲折中前校他们可能暂时沉默，可能暂时隐退，但他们的智慧还在，他们的担当还在，他们的希望还在。
而自己，有幸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环，有幸保存这些智慧的火种。
雪化了，春真的来了。
李建国想，等到真正春暖花开的那一，这些在冬里保存下来的种子，一定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大树。
而他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待，继续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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