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3章：奇迹康复与深远影响
1978年的春，珠江农场的木棉花开得特别早。
顾平章站在自己那间简陋的平房前，仰头看着满树火红。阳光透过花瓣洒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咳嗽，没有胸闷，肺叶舒张得顺畅自然。
三年了。
从1975年那个濒死的冬，到如今这个生机勃勃的春，整整三年。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贴身的衣袋里，始终装着那个已经磨得发亮的铁皮药海里面还有三粒保命丹——李建国当年留下的十粒，他只用了七粒。三次在病情反复的危急时刻，这三粒药丸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不只是药。
顾平章转身回到屋里。墙角堆着几个印着“军用物资”字样的纸箱，已经空了。但箱子里曾经装的东西，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些深褐色的药膏，他吃了整整两年。从每三次，到两次，到如今每周两次维持量。药膏很苦，但每次吃完，都能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胃里扩散到四肢，就像干涸的土地遇到春雨。
那些白色的营养粉，他吃了三年。开始时是为了活命，后来是为了恢复体力。现在偶尔还吃——不是必须，而是习惯。习惯了那种喝下去后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
还有那些“土特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面粉，做出来的馒头却格外香甜；晒干的蔬菜，泡开后颜色鲜亮得像刚摘的；甚至还有一罐猪油，炒菜时放一点，满屋生香。
顾平章知道这些东西不普通。他在美国留学时见过最先进的营养学，知道这种级别的营养补充意味着什么。在农场这种地方，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而他的饮食质量，几乎达到了疗养院的标准。
这一切，都来自那个神秘的“李医生”。
不，不只是医生。顾平章心里清楚，能调动军队绝密通道运送药品，能持续三年不间断地供应这些特殊物资，能让他这个尚未平反的“走资派”在农场里安然康复——这背后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系统。
而他，是系统的受益者。
“顾老师！”一个年轻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是农场学新来的教师陈，二十出头，师范刚毕业，主动要求来农场支教。他不知道顾平章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这是个“有学问的老人”，经常来请教问题。
“进来吧。”顾平章温和地。
陈拿着一本《政治经济学》进来，指着一段话：“顾老师，这里讲的价值规律，我还是不太懂……”
顾平章接过书，看了一眼，笑了。这是他五十年代参与翻译的版本，有些措辞还是他定的。
他拉过凳子，开始讲解。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从价格波动到市场调节……讲着讲着，他发现自己思维清晰，逻辑严密，就像当年在大学讲课一样。
陈听得入神，不时做笔记。
讲完，陈感叹：“顾老师，您讲得比我们大学教授还清楚！”
顾平章笑笑，没话。他心里知道，自己真的恢复了。不仅是身体，还有头脑——那个经济学家的头脑，那个能分析复杂问题、能设计政策框架的头脑。
这要感谢那些“健脑粉”。起初他以为只是安慰剂，后来发现真的有用。服用后，记忆力明显改善，思维敏捷度提高，长时间思考也不容易疲劳。
是药三分毒，但李建国送来的这些东西，似乎只影药”，没影毒”。三年了，他肝肾功能检查一切正常，甚至比生病前还好。
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晚饭时间，顾平章从床下拿出一个布袋——里面是最后一点高营养面粉。他舀了半碗，和普通面粉掺在一起，做了两个馒头。
馒头蒸好，松软香甜。他慢慢吃着，想起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
第一年，是生存。靠着药物和营养支持，他活下来了。体重从90斤恢复到110斤，浮肿消退，能下床走路。
第二年，是恢复。开始能阅读简单的书籍，能写日记，能散步到农场边缘的河边。那年秋，他甚至帮农场会计做了次账目清理——复杂的三级核算，他只用半就理清了。
第三年，是准备。他知道，时代在变。从报纸的只言片语，从偶尔听到的广播，从赵参谋越来越频繁的探望中，他能感觉到，冰封开始融化了。
而他，准备好了。
身体准备好了——如今他能连续工作八时不觉疲惫。
头脑准备好了——经济学理论、国际经验、国情把握，这些东西从未离开他。
心态也准备好了——九年的磨难，让他更懂得这个国家的复杂，也更坚定要为她做点什么。
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从未谋面，却又无处不在的“李医生”。
顾平章吃完饭，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日记，而是一篇篇经济学思考的片段。
《关于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初步构想》《价格改革的三阶段设想》《对外开放的梯度推进策略》《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问题》……
每一篇都是他在深夜，就着煤油灯写下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框架越来越完整。
他知道，这些思考将来会有用。而他能有精力、有体力、有脑力做这些思考，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支撑着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再造之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消息传到农场时，顾平章正在给学的孩子们上数学课。下课后，赵参谋匆匆赶来，把他拉到一边，低声了几句话。
顾平章听完，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风吹过，木棉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要回去了？”他终于问。
“文件已经在走流程。”赵参谋，“老爷子让我告诉你，做好准备。可能开春就要回北京。”
顾平章点点头，眼眶有些发热。
九年了。他终于等到这一。
那晚上，他辗转难眠。最后起身，点亮煤油灯，给“李医生”写了封信——通过赵参谋的渠道，这是他们三年来的第三次通信。
信很短：
“李大夫钧鉴：近日闻春风将至，冰河将开。仆蒙再造之恩，得以苟全性命，更幸神智未衰，尚能思考。倘得重见日，必以残躯报国，亦不负先生当年救命之德。他日若有机缘，当面谢恩。顾平章顿首。1978年12月25日夜。”
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到，不知道那个神秘的李医生能不能看到。
但他必须写。
1979年3月，平反文件正式下达。
顾平章离开农场那，是个晴。农场长带着一帮人来送歇—态度恭敬，与当年判若两人。
他只带了一个包袱：几件衣服，几本书，那个铁皮药盒，还有三年来写满思考的笔记本。
车子驶出农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木棉花又开了，火红一片。
再见了，这个地方。九年光阴，九死一生。
但还好，他活下来了。而且，准备好了。
回到北京，一切都在快速变化。
顾平章被安排到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特邀研究员。办公室不大，但有一整面墙的书架。窗外的长安街，车流已经开始增多。
他开始工作，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
上午参加研讨会，下午撰写报告，晚上阅读最新资料。每工作十二个时，但丝毫不觉疲惫——身体底子打好了，李建国那三年的调理，让他有资本这样工作。
很快，他的价值显现出来。
在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他提出“双轨制”的过渡思路——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逐步过渡。这个建议被采纳，成为八十年代初价格改革的重要策略。
在对外开放的研究中，他建议“先特区，后沿海，再内地”的梯度推进模式，也被写入政策文件。
每一次，他的建议都基于扎实的理论和国情分析，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同事们惊讶于这个刚从农场回来的老人，思维竟然如此超前、如此敏锐。
只有顾平章自己知道，这三年，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在李建国的药物和营养支持下，他的大脑一直在运转，在准备。
1980年初春，顾平章被任命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任命下来的那晚上，他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长安街的灯火。
九年沉沦，三年康复，一年复出。这条路，走得太难。
但总算走出来了。
而且，他有了一个目标：不只是做研究，还要做实事。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真正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变革。
而要做事，就需要资源，需要支持，需要……盟友。
他想到了李建国。
三年了，他仍然不知道这位“李医生”的真实身份。赵参谋守口如瓶，只是“一位关心国家命阅有识之士”。
但顾平章有自己的判断。能调动军队资源，能提供那些特殊药品和营养品，能在那种环境下持续支持一个人三年——这样的人，绝对不简单。
而且，从赵参谋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中，他能感觉到，这位李医生在做更大的事：不只救了他一个人，还在救很多人。
这是一个网络。一个隐秘的，强大的，由恩情和信念连接起来的网络。
而顾平章，现在是这个网络的一分子。
他欠李建国一条命，更欠他一个未来——如果没有那些药物和营养支持，他就算活下来，也是个废人，不可能重新工作，不可能为这个国家贡献力量。
这份恩情，他记在心里。
总有一，要还。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
1980年夏，在一次高层经济工作会议上，顾平章遇到了林卫东——作为军方代表参加会议。
会间休息时，林卫东主动走过来：“顾主任，久仰。”
顾平章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个人，他见过照片——在李建国送来的药品包装里，夹着一张极的、几乎看不清的照片，是林卫东的军装照。
“林参谋。”顾平章不动声色。
“老爷子让我代问好。”林卫东，“他，您提的价格改革方案，很有见地。”
老爷子？顾平章心里一震。他想起了赵参谋口中的“老爷子”，那位在军队系统德高望重的老首长。
原来，李建国的背后，是这位老爷子。不，也许李建国本身就是这个系统的重要一环。
“替我谢谢老爷子。”顾平章，“也谢谢……李大夫。”
林卫东笑了：“李大夫让我转告您：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这四个字，意味深长。
顾平章点点头，没再多。但他知道，联系建立了。
从那起，顾平章和林卫东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偶尔通个电话，偶尔在会议上见面点头。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彼此心照不宣。
直到1981年秋。
那，林卫东突然来到顾平章的办公室，没有寒暄，直接：“有件事，需要您帮忙。”
“请讲。”
“有个朋友，想做一些……经济方面的尝试。需要政策指导，也需要一些保护。”林卫东得很含蓄，“这个人您可能听过，叫李建国。”
顾平章手里的笔顿住了。
李建国。
这个名字，他等了三年。
“他在哪里？”顾平章努力保持平静。
“在四九城。是个工程师，但最近……想做点别的事。”林卫东，“具体的情况，他想亲自跟您。如果您愿意，这周末可以见一面。”
“愿意。”顾平章毫不犹豫，“时间地点，你定。”
周六晚上，西郊一个不起眼的茶楼。
顾平章提前十分钟到，选了个靠窗的位置。窗外是西山，暮色中轮廓模糊。
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
四十多岁，相貌普通，穿着半旧的中山装，像个普通的技术干部。但那双眼睛很亮，眼神沉稳而深邃。
顾平章站起来。
李建国走到桌前，伸出手：“顾主任，久仰。”
两手相握。顾平章感觉到对方的手温暖有力，掌心有茧——是常年劳作的手。
“李大夫。”顾平章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终于……见到您了。”
“请坐。”李建国很平静，仿佛这只是普通的会面，“我现在不是什么大夫，是轧钢厂的工程师。您叫我建国就好。”
两人坐下。茶上来，雾气袅袅。
“您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李建国问。
“恢复了。比生病前还好。”顾平章，“那些药，那些营养品……谢谢您。”
“不用谢。”李建国摇头，“您活着，能工作，就是最好的回报。”
顾平章看着他。这就是救了自己命的人，平凡的外表下，藏着不可思议的能量。
“林参谋，您想做点经济方面的事？”顾平章切入正题。
“是。”李建国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很薄，只有几页，“我想成立一家公司。”
顾平章接过文件，翻看。越看越惊讶。
这不是普通的公司方案。而是一个完整的、超前的商业构想：技术引进、进出口贸易、实业投资、甚至还有风险投资的雏形。思路之开阔，设计之精密，完全不像这个年代的人能想出来的。
“您这是……”顾平章抬起头。
“国家要开放，要发展经济。”李建国，“我想做点实事。但做实事需要政策空间，也需要……有人指点。”
他顿了顿：“我在机械行业干了二十年，懂技术，懂生产。但经济、金融、国际贸易……这些我不懂。需要专家指导。”
顾平章明白了。李建国救他，不只是出于善心，更是看到了他的价值——一个精通现代经济学，又有报国之志的人，正好能填补他的知识短板。
这不是交易。是互补，是共赢。
“我愿意。”顾平章，“不只是为报恩，也因为……您这个构想，很有价值。如果真的做起来，对国家有好处。”
“有风险。”李建国提醒，“私营经济，现在还很敏福”
“我知道。”顾平章笑了，“但时代在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很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您做的，符合这个大方向。”
他收起文件：“这件事，我帮您。政策咨询、关系协调、风险提示……只要我能做的，都会做。”
“谢谢。”李建国举起茶杯，“以茶代酒。”
“应该我敬您。”顾平章郑重举杯，“救命之恩，知遇之恩，都在这一杯里。”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窗外，夜色渐浓，华灯初上。
茶楼里，两个命运交错的人，开始了新的合作。
一个，有超前的商业头脑和隐秘的资源网络。
一个，有顶尖的经济学识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他们的结合，将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初年，掀起怎样的波澜？
顾平章不知道，但他期待。
李建国也不知道，但他准备好了。
三年的药物支持，换来一个经济领域最强大的盟友。
这笔投资，值了。
而这，只是开始。
未来的路还长。
但至少现在，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为了各自的目标，也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茶凉了，再续。
话未尽，待续。
这个春的夜晚，注定要被历史记住。
因为在不起眼的茶楼里，一个奇迹康复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创造奇迹的“暗夜神医”，
握紧了手。
面向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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