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轧钢厂的“大跃进”生产竞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厂区里到处挂着红底白字的标语：“一等于二十年，钢铁元帅升帐！”“苦干实干加巧干，产量翻番不靠！”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车间里炉火通红，工人们三班倒，机器昼夜不停。
李建国负责的新型轧机设计任务，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厂里要求，必须在年底前完成全部图纸，明年开春就要投产——这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
技术科办公室里，图纸堆满了三张桌子。李建国带着王等几个年轻技术员，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星期了。每个人都眼睛通红，身上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和墨水味。
“李工，这个主传动箱的设计，还是有问题。”王指着图纸，眉头紧锁，“按咱们现在的设计，传动效率最多能达到85%，但部里要求是90%以上。这5%的差距……”
李建国接过图纸，目光落在传动箱的轴承座设计上。他忽然想起了两个月前，苏联专家谢尔盖在酒桌上用筷子画的那个示意图——关于机床主轴跳动的分析和轴承预紧的改进方法。
“轴承预紧力设计不合理。”李建国拿起铅笔，在图纸上快速修改，“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传统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预紧力是固定值。但如果改成可调预紧结构，根据实际载荷动态调整……”
他在图纸边缘快速画出草图：“就像谢尔盖专家的，这不是简单的‘拧紧螺丝’，而是要像调琴弦一样，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张力点。太松了跳动大，太紧了磨损快。”
王眼睛一亮：“可调预紧？这个思路好！但是……结构会不会太复杂？加工精度要求也高。”
“所以要用液体连通器原理来校准。”李建国又想起安德烈教的那个土办法，“咱们自己做简易水平仪，配合千分表，现场调试。虽然麻烦点，但能保证精度。”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不是空间的，是明面上的工作笔记。翻到某一页，上面是他用铅笔画的示意图，旁边密密麻麻记着俄文单词和中文注释。
“这是我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李建国指着图解释，“你看，用两个玻璃管，中间用软管连接，灌上带颜色的水。把一端固定在基准面上，移动另一端……”
他讲得很细，把伊万诺夫、安德烈、谢尔盖在不同场合零散提到的知识点，有机地串联起来。如何判断热节位置，如何设计补缩通道，如何调平大型底座，如何改进润滑系统……
王和几个技术员听得入了神。这些知识，在教科书上是没有的，是苏联专家们几十年实践经验积累的“干货”。
“李工，您这些……都是从哪儿学的？”一个年轻技术员忍不住问。
“多听，多问，多琢磨。”李建国合上笔记本，“苏联专家来援助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设备图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厂区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那是大跃进的热度，也是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心跳。
“咱们搞设计，不能光盯着图纸上的线条和数字。”李建国转身，声音坚定，“要想着车间里的机器怎么转，想着工人师傅怎么操作，想着钢铁怎么从原料变成产品。这些苏联专家教给我的，就是这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思维。”
他重新回到桌前，拿起图纸：“继续。今把传动系统全部改完，明开始画润滑冷却系统。安德烈专家过，大型设备的冷却，不能光靠加大水流，要像给人散热一样——关键部位重点照顾，其他部位适度就好……”
工作继续。但气氛明显不同了。年轻技术员们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专注，少了几分迷茫。他们开始明白，工程师的工作，不只是画图计算，更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当晚上，李建国回到四合院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
岚韵已经睡了，桌上留着饭——一碗粥，两个窝头，还有一碟咸菜。煤油灯下压着张纸条：“哥，饭在锅里热着。婉清姐下午来过，留了本书给你。”
李建国掀开锅盖，粥还温着。他一边吃，一边拿起那本书。是一本俄文原版的《重型机械设计手册》，扉页上有林婉清的笔迹：“从所里资料室借的，可能有帮助。”
他心里一暖。翻开书，里面夹着几张信纸，是林婉清用中文做的摘要和翻译，重点标注了与轧机设计相关的章节。
这个姑娘，懂他。
吃完饭，李建国没有马上休息。他进入空间，来到茅草屋的书桌前，打开那个用防水油布包裹的笔记本——这是他真正的技术宝库。
翻开最新一页，他开始记录：
“1958年12月7日。今日解决主传动箱设计难题，应用谢尔盖轴承预紧理论、安德烈水平校准法。要点：1.可调预紧结构需考虑现场可操作性；2.液体连通器水平仪制作时，软管直径与长度比影响灵敏度；3.预紧力计算公式需结合材料疲劳极限修正……”
他写得很快，字迹工整。这些来自苏联专家的碎片化知识，在他的系统整理下，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型设备设计方法论。
记录完毕，他走到空间东侧。那里整齐堆放着娄半城留下的木箱。他没有打开，只是静静看着。
这些财富，是底牌，也是责任。
而西侧，灵泉汩汩流淌。他舀起一捧喝下，清凉的泉水瞬间驱散了疲惫，思维重新变得清晰。
回到书桌前，他继续工作。不是画厂里的图纸，而是在设计另一套东西——一套简易的、适合中工厂使用的“技术改造工具箱”。
包括：自制水平仪的制作方法、轴承预紧力现场测算表、铸件热节快速判断口诀、润滑系统故障诊断流程图……
这些，都是他把苏联专家的知识“中国化”“通俗化”的成果。未来，如果有机会，他想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让更多工厂受益。
凌晨三点，李建国才离开空间。躺在床上，他很快入睡。
梦里，他看见自己设计的轧机在车间里轰鸣，看见钢铁如洪流般涌出，看见林婉清站在身边微笑，看见远处有更广阔的地……
第二是周末，但李建国还是去了厂里。新型轧机的设计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不能停。
中午，林婉清来了。她提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周静茹炖的鸡汤。
“妈你最近肯定累坏了，让我送来。”林婉清把保温桶放在桌上，看着满桌的图纸，“进展怎么样？”
“传动系统解决了，正在攻润滑冷却。”李建国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弥漫开来，“多亏了你那本书，里面有个液压系统原理图，给了我启发。”
林婉清笑了，在他旁边坐下：“我爸昨还问起你的项目。他，现在全国都在大炼钢铁，但很多地方土高炉炼出来的都是废铁。真正要提升钢铁质量，还得靠你们这样的正规钢厂、正规设备。”
李建国停下筷子：“林叔叔得对。大跃进要热情，也要科学。我们现在设计的这台轧机，如果成功，效率能比现有设备提高50%以上。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贡献。”
“那你压力不是很大？”
“压力就是动力。”李建国看向窗外，“婉清，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有机会亲手参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虽然苦，虽然累，但值得。”
林婉清静静看着他。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这个年轻工程师脸上。他眼里有血丝，有疲惫，但更有一种坚定的光。
那一刻，她心里最后一点疑虑也消失了。这个男人，值得托付一生。
“对了，”她忽然想起什么，“我爸，想请你下周末来家里吃饭。不是正式的家宴，就家里人，聊聊。”
李建国明白，这是林振邦要进一步考察他。他点点头：“好，我一定去。”
下午，李建国送走林婉清，回到办公室。王兴冲冲跑进来：“李工，传动箱的改进方案，我们核算过了，效率真能提到90%以上！厂长看了草图，特别满意，这是‘大跃进中的大创新’！”
“别骄傲。”李建国拍拍他的肩，“图纸画出来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要能造出来，用起来。走，去机修车间，找老师傅们聊聊，看咱们的设计在实际加工中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是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另一条重要经验——设计人员必须深入车间，了解制造工艺的局限性。再完美的图纸，如果工厂造不出来，也是废纸。
车间里，机修班的老师傅们围着图纸，七嘴八舌：
“这个轴承座的内孔公差，是不是太严了？咱们厂最好的镗床，也未必能达到。”
“润滑管路这个拐弯角度，太了，容易积垢，建议改成大弯。”
“这个密封结构，安装的时候需要专用工具，咱们没迎…”
李建国认真听着，一一记录。然后现场修改图纸，边改边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如果不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老师傅们从最初的挑剔，渐渐变成了佩服。他们发现，这个年轻的工程师，不是那种“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是真懂车间，真懂加工。
“李工，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一个老钳工忍不住问，“有些门道，干了三十年的老师傅都未必清楚。”
李建国笑了笑，指着墙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标语：“都是从苏联专家那里偷师的。”
众人都笑了。车间里气氛融洽。
离开车间时，已经是傍晚。夕阳把厂区的烟囱染成金色。
李建国推着自行车出厂门，回头看了一眼。高炉还在冒烟，车间还在轰鸣，广播里还在播放激昂的音乐。
1958年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他结了婚，完成了新型轧机的设计，消化了苏联专家的宝贵经验，还接手了娄半城的秘密托付。
收获满满。
但李建国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明年。
1959年，将是“大跃进”最关键的一年，也将是考验他所有布局的一年。
他深吸一口气，骑车融入暮色。
路还长。
但他已不是一个人在走。
有爱人，有同志，有知识，有底牌。
更重要的是——他有方向。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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