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清出那个名字之后。
审讯室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寂静。
不是震惊，更多的是一种莫名其妙。
这个刚刚还把自己包装成“愧疚孝子”的中年男人，是如何面不改色地将矛头指向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年轻人。
基于职业本能，周队长没有立刻追问。
他用笔帽轻轻敲击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
“理由呢？为什么怀疑杨帆？”
“我知道，这个指控听起来很荒谬。”
他抬起头，目光平视前方，“一个远在美国的人，怎么可能隔着大洋对一个老人下毒？”
杨远清嘴角扯出一丝苦笑，“但我有我的理由。”
周队长没有话，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
“第一，动机。杨帆和我、和整个杨家的矛盾，商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母亲宋清欢去世时，他才三岁。后来被人贩子拐卖，在山村生活了六年。12 岁被找回来，在杨家又受了六年的冷遇和排挤。”
“这部分，我承认我这个做父亲的失职，我没有尽到责任。”
“但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薛家是因为他破产清算，股东大会上他联合其他股东罢免我的职位。”
“现在，轮到我父亲杨守业，轮到杨家。”
到这，他停顿了一下，直视周队长的眼睛：“一个人可以为了仇恨，做出任何事。”
周队长记录的手没有停：“第二呢？”
“第二，前科。”杨远清得斩钉截铁，“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梦想集团下手。”
“他借助薛家、借助我儿子杨旭发动过几次舆论攻击，把梦想集团打上了『家族内斗』、『管理混乱』的典型。”
“第三，业务冲突。”不等对方询问，杨远清继续，“扬帆科技做的一直都是社交、支付、游戏。”
“但就是这样一个公司，偏偏要和八竿子打不着的方正、紫光联合开发一款 pc 产品。而且这个项目的技术路线、产品定位，和我们梦想集团投入巨资研发的『梦想 p1』高度重合。”
“梦想 p1 是我父亲出山后最看重的项目，也是我们集团转型的希望。如果梦想 p1 成功，我们就能摆脱对代工业务的依赖，拥有一款真正有技术含量的自有产品。”
“但如果有人希望这个项目死掉呢？希望梦想集团彻底失去翻盘的机会呢？”
到这儿，他停了下来，留给两位刑警消化的时间。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证据。”杨远清缓缓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这是我夫人，薛玲荣，在昨晚发给我的短信。”
周队长接过手机，年轻的刑警凑过头来一起看。
屏幕下翻，连着几页都是，发送时间集中在 3 月 22 日深夜到 23 日凌晨：
【22:47】远清，杨帆逼我报警举报你！他用旭的命威胁我！你必须想办法救旭，否则……
【22:53】杨远清，虎毒不食子！你真的要看着旭死吗？
【23:01】是杨帆！都是杨帆设计的！他要报复我们所有人！
【23:14】报警是假的！他只是要我们自相残杀！你快想办法啊！
【23:36】杨帆给了旭在美国的债主四十八时期限，不报警，旭必死。你救不救？你话啊！
【00:03】远清，我知道你看到了，你在恨我对不对？可我也是被逼的……
【00:17】你放弃我，放弃旭，我无路可走了。
……
周队长看完，将手机轻轻放在桌面上。
他看向杨远清的眼神，多了一层复杂。
“你的意思是，薛玲荣之所以实名举报，是受到了杨帆的胁迫？”
“不是胁迫。”杨远清摇头，语气异常笃定，“是交易。”
“杨旭在美国惹了麻烦，欠下巨额赌债，面临刑事指控。薛玲荣救子心切，走投无路。而杨帆……恰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开出的价码，就是让她实名举报。”
周队长沉默片刻：“你这些短信，在薛玲荣报警之前就收到了？”
“对。但我没有回复。”杨远清垂下眼帘，“我知道她走投无路，知道她为了儿子什么都会做。”
“但我能怎么办？慈母多败儿，我那个儿子吸毒、赌博、打架斗殴，已经成了无底洞，填不满的。我只能……”
他没有下去，但语气中的无奈和隐忍已经表达得足够到位。
但杨远清似乎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目前薛玲荣实名举报的是杨守业中毒这件事。
而不是实名举报下毒的人是杨远清本人。
报警，是基于杨远清一家人知情不报的事实。
如果报警这个动作也算价码，那杨帆的报复也太轻了。
所以，杨远清急于甩锅给杨帆的举动，有点过于着急了。
审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周队长没有急着下结论，只是将所有材料整理归档。
“你的情况，我们会核实，这段时间保持手机畅通，不要离开京都，以便我们随时了解情况。”
杨远清点点头，不再多言。
半个时后，另一间问话室。
薛玲荣的状态比昨晚更差。
她坐在金属椅子上，眼下的青黑厚得像抹不开的墨。
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筋骨，只剩一副勉强撑着的空壳。
负责问话的是两名女刑警，语气相对温和。
“薛女士，放松一点。请你再回忆一下，关于你报警这件事，有没有什么人给过你暗示，或者……压力？”
薛玲荣猛地摇头，“没有！没有人！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想知道真相！”
“那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或者你察觉到有什么异常吗？”
“我现在基本上一个人住，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去医院探视，才无意中得知这个消息，所以我才想报警。”
两名女刑警对视了一眼，显然并不相信薛玲荣这番辞。
于是，女刑警换了个话题：“你丈夫杨远清向警方提供了一份证据。”
“你在报警前夜，给他发了多条短信，内容涉及杨帆先生对你进行威胁，这些短信内容是否属实？”
薛玲荣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短信……是我发的。”她的声音很低。
“内容是否属实？杨帆是否真的通过胁迫你，以杨旭的安全为筹码，逼迫你报警，或者实名举报杨远清先生？”
薛玲荣慌乱地摆手否认：“那是我胡的！是我编的！我当时……当时快疯了！”
“杨旭在美国出事了，欠了那么多钱，要坐牢，我联系不上远清，我走投无路！我想逼他出来，逼他救儿子！我才胡乱扯上杨帆的！”
“凭杨帆现在的身份，怎么可能会跟我联系？那些短信都是我情急之下乱写的，不能当真！都是我胡言乱语！”
她急切地否认着，仿佛那些短信是烫手的山芋，必须立刻甩掉。
“所以，你和杨帆之间，近期没有任何联系？没有通过电话？他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或威胁？”年轻干警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薛玲荣斩钉截铁，“报警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我觉得老爷子昏迷得不明不白，我不能昧着良心！”
“那么，在你看来，谁最有可能对杨守业先生下毒？杨远清先生，还是杨帆先生，或者其他人？”女刑警问出了关键问题。
薛玲荣沉默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良久，才开口，“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清楚。老爷子的事，我平时不怎么过问的……”
她选择了撇清。
既不指认丈夫，也不附和对杨帆的指控，甚至否认了自己报警的“受迫性”，将一切归咎于自己作为儿媳的“良心发现”和救子心切下的疯狂。
这番辞，与她发给杨远清的那些充满指向性的短信截然相反，漏洞百出，情绪化严重。
在经验丰富的刑警听来，这样的证词可信度很低。
更像是一个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在极度压力下的混乱之言，无法作为指证任何饶可靠依据。
两间询问室，两个关键人物，两种截然不同的辞：
一边是冷静剖析、直指海外的杨远清。
一边是情绪崩溃、全盘否认的薛玲荣。
而在市局指挥中心，负责协调的领导和几个组长看着初步的问话笔录，眉头紧锁。
“杨远清的四点，私仇和商业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属于动机范畴，没有直接证据。”
“短信是薛玲荣发的，但薛玲荣本人全盘否认其真实性，是救子心切的胡话。”一位组长总结道。
“薛玲荣的证词情绪化严重，前后矛盾，可信度存疑。她否认与杨帆的联系，但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过接触。”另一位补充。
“杨帆是知名企业家，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不可能轻易启动对他的调查，那影响太大。”
“而且，从作案条件看，杨帆一个月前就出国了，远程投毒的难度和风险都极高。”刑侦支队长敲着桌子。
“目前的重点，还是杨远清。他有动机，有条件，有可以隐瞒不报，有急于攀咬的异常行为。”
“薛玲荣的报警，不管是不是被胁迫，客观上揭开了盖子。但谁在盖子下面，还需要扎实的证据。”
“另外，”他看向另一份简报。
“本案另一个关键人，杨守业的管家陈伯将于明下午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他是杨守业最信任的人，也是昏迷前最后接触的人之一。”
“他手里，很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关键东西。安排好人，飞机一落地，立刻请回来，注意方式方法。”
“是！”
罗生门般的迷雾中，警方的调查重心。
在经历了杨远清试图制造的短暂偏移后，再次落回了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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