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定亚特兰大惠民方案的各项细节，又处理完军方堆积的各类公务后，费尔多终于抽出了两空闲时间。不过他并未选择返回华盛顿陪伴家人，而是悄然登上了前往欧洲的专机——此行，他要去兑现一个尘封了十二年的、属于飞行员之间的承诺。
埃达·卡琳·威廉敏娜·戈林，单听这个冗长的名字，熟悉二战历史的人便能立刻联想到那个曾在纳粹德国权倾一时的名字——赫尔曼·戈林。事实的确如此，埃达·戈林正是纳粹德国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的独女。
时间回溯到1945年，二战的硝烟刚刚在欧洲大陆消散，纳粹德国宣告投降，赫尔曼·戈林沦为盟军战俘。彼时，为了让戈林主动交出纳粹德国藏匿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号。
那些账号里存放着纳粹掠夺的巨额财富，以及德国空军多年积累的核心技术资料，费尔多曾亲自与戈林进行过一次秘密谈牛谈判的筹码之一，便是费尔多向戈林许下的承诺：只要戈林如实交出所需信息，他将保证戈林妻女战后的安全；并在其女儿成年后，将戈林的遗物完整交付。
戈林最终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费尔多也恪守了约定。从1945年开始，埃达·戈林便跟随母亲埃米·戈林隐居在瑞士——战后的德国对纳粹余孽敌意深重，这里显然是更安全的容身之所。费尔多特意叮嘱美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暗中为母女俩提供必要的照顾，确保她们的基本生活无忧；之后便没再过多干涉，让她们能在平静中度过这段敏感时期。
如今，十二年光阴匆匆而过，当年的女孩已然长大成人。按照当年的约定，是时候将戈林的遗物亲手交到埃达手中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费尔多以“视察欧洲美军战备情况”为公开名义，先飞抵德国柏林短暂停留，随后便带着一名贴身副官和安保人员，低调乘车穿越边境，抵达了瑞士苏黎世。
埃达与母亲居住在苏黎世城郊的一栋型独栋别墅里，这里远离市中心的喧嚣，环境清幽。母女俩的生活过得十分简朴，家中没有雇佣任何佣人——毕竟“戈林”这个姓氏太过敏感，她们不敢有丝毫张扬，只求安稳度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客厅，埃米·戈林正坐在沙发上缝补衣物，埃达则在一旁的书桌前翻阅书籍，空气中弥漫着静谧祥和的气息，与她们曾经的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
敲门声突然响起，打破了这份宁静。埃米·戈林放下手中的针线，脸上掠过一丝警惕——她们在瑞士极少与人往来，会是谁找上门？她起身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望去，只见门外站着两个身材挺拔的男人，为首者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便装，气质沉稳凌厉，即便隔着门板，也能感受到那份久居上位的威严。
埃米·戈林先是一愣，随即瞳孔骤然收缩，记忆深处的影像瞬间被唤醒。尽管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眼前这饶容貌与当年丈夫办公室里的照片几乎没有变化——那是二战期间，作为盟军空军总指挥的费尔多的官方照片。她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缓缓拉开了房门，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与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费尔多将军，您好。”
费尔多看着眼前这位鬓角已染上风霜的妇人，微微颔首，脸上露出一抹平和的笑容，打破了空气中的局促：“戈林夫人，您好。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埃米·戈林这才回过神来，连忙侧身让路，语气带着几分慌乱：“请进，将军请进。”
费尔多带着副官走进客厅，目光简单扫过四周。这栋房子算不上奢华，甚至有些朴素，家具陈设都已有些年头，但收拾得一尘不染，透着女主饶细心打理，算得上中规中矩。副官很识趣地站在门口附近，没有随意走动。
费尔多直接切入正题，没有过多寒暄，语气郑重地问道：“夫人，我想请问，埃达在家吗？我此次前来，是找她有一些私事。”
听到费尔多是来找自己女儿的，埃米·戈林心中又是一惊，不明白这位盟军的传奇将军为何会找自己的女儿。但她不敢多问，连忙朝着楼梯口喊道：“埃达，下来一下，有客人找你。”
楼梯上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很快，一个身形纤细的年轻女孩走了下来。她穿着一身简单的棉布连衣裙，长相算不上出众，甚至有些普通，但眉眼间透着一股安静乖巧的气质，眼神清澈，带着几分未经世事的单纯。看到客厅里的陌生人，她的脚步微微停顿，目光带着些许好奇与警惕，望向母亲。
费尔多站起身，目光温和地落在埃达身上，斟酌着语气开口，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和：“埃达，你好。我是费尔多·莱昂内尔。或许你听过我的名字，我曾是你父亲在战场上的对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也算是惺惺相惜的故人。”
他顿了顿，看着埃达眼中愈发浓重的疑惑，继续道：“你父亲生前，曾拜托我一件事情——待你成年之后，将他的一些遗物亲手交给你。现在；你已经长大了，我来兑现这个承诺。”
完，费尔多朝副官递了个眼神。副官立刻走上前，将手中提着的一个深色皮箱放在茶几上，轻轻打开。皮箱内部铺着暗红色的丝绒，整齐地摆放着几件物品：一枚装饰华丽的纳粹德国大铁十字勋章，勋章上的鎏金虽有些黯淡，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荣光；一本厚重的皮质家庭相册，封面上印着戈林家族的徽章；一根长度不足半米的元帅权杖，杖身由象牙雕刻而成，镶嵌着细碎的宝石，是戈林身份的象征；一张瑞士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金额赫然标注着100万美元；最下方，压着一封折叠整齐的信件，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着“致我的宝贝埃达”。
1946年戈林自杀时，埃达已经7岁，对父亲还有着模糊却深刻的印象。看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物品，她的眼神瞬间凝固，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她缓缓走到茶几旁，目光在那些物品上流转，最终落在了那封信上。犹豫了片刻，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心翼翼地拿起了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她轻轻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那是她童年记忆中父亲熟悉的笔迹。埃达逐字逐句地读了起来，声音越来越，最后哽咽得无法出声：
“亲爱的宝贝埃达：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爸爸很抱歉，不能陪你长大，不能亲眼看着你穿上漂亮的裙子，不能在你遇到困难时保护你。我并不想与你和妈妈分离，但爸爸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请你不要责怪爸爸。
现在的你，应该已经长成一个懂事的大姑娘了。未来的路还很长，爸爸希望你能坚强、勇敢地生活下去，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妈妈。记住，无论爸爸在哪里，都会永远爱着你。
永远爱你的爸爸
赫尔曼·戈林”
读完信的那一刻，埃达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最终蹲在地上，双手紧紧攥着信纸，失声痛哭起来。她已经成年，清楚地知道父亲在历史上的评价，明白他曾犯下的过错，但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那个会把她抱在怀里、给她讲故事、对她温柔至极的男人。这份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她哭得撕心裂肺；十二年的思念与委屈，在这一刻尽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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