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中东各国心中的危机感并未消退。进入现代战争时代，武器装备的消耗量早已突破以往认知，一场高强度战役下来，战机、坦克、火炮等重型装备的损耗动辄数以百计，轻武器与弹药的消耗更是不计其数。
更关键的是，中东各国普遍缺乏完整的军工体系，武器装备几乎无法自主生产，战后要想维持国防实力、应对随时可能再次降临的战争，尽快补充武器装备成为了各国的当务之急——谁也不准，下一场战火会在何时点燃。
若论此次战争中武器消耗最大的国家，埃及和以色列无疑位居前粒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与运河沿岸的防御战、反击战中，顶住了英法以三国联军的轮番进攻，各类武器装备在高强度作战中损耗严重；以色列则在多线作战中折损了大量精锐装备，尤其是伞兵部队的配套装备几乎损失殆尽，亟需全面补充以恢复战斗力。
对于埃及而言，此次战争不仅是对军队战斗力的考验，更是对其装备来源的一次实战检验。战争期间，埃及军队的武器主力分别来自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两种不同体系的装备在战场上正面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战后部队休整期间，一线士兵的反馈出奇地一致：美国产的武器装备在可靠性、操作性和适配性上更胜一筹；无论是战机的机动性、坦磕防护与火力平衡，还是轻武器的故障率，都比苏制装备更符合实战需求。
收回苏伊士运河让埃及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大幅度改善，稳定的运河通行费收入让纳赛尔有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国防建设。综合考量之下，纳赛尔果断做出决策：立即派遣高级代表团，分别赶赴美国和苏联洽谈武器采购事宜；其中以美国为主要采购对象，力求大批量引进性能更优的美式装备。
埃及代表团抵达美国后，很快与美方展开磋商。面对埃及的采购需求，费尔多经过慎重考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作为战略性武器的民兵1改进型导弹不在出售之列，这一核心威慑性武器的出口需严格管控，避免打破中东现有的战略平衡；但对于战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等常规武器装备，美方将全面开放供应，全力满足埃及的补充需求。
除此之外，埃及还向美国订购了四艘护卫舰和四艘常规动力潜艇，用以补强海军实力、守护苏伊士运河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埃及之所以能在武器采购上如此“大手笔”，除了运河带来的财政支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战争期间，埃及国内民众为支持军队抗耽建设强大国防，掀起了踊跃捐款的热潮。无数民众自发拿出积蓄，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只为让国家军队能拥有更精良的武器装备，这份全民支持的热情，也为纳赛尔的采购决策增添磷气。
与埃及的选择不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大多将采购目光投向了苏联。一方面，这些国家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更为紧密，此前战争中也得到了苏联的舆论与部分物资支持；另一方面，苏制武器装备虽在部分性能上略逊于美式装备，但价格相对低廉，且苏联为了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愿意以更优惠的条件出售装备，甚至提供信贷支持。
此次战后采购潮中，苏联借着清理武器库存的契机，向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等国出售了大批战机、坦克和火炮，不仅赚取了可观的外汇；更进一步巩固了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
相较于阿拉伯国家的顺利推进，以色列的武器采购之路则充满了波折。以色列同样急需补充武器装备，但当他们向美国提出采购请求时，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复：艾森豪威尔与费尔多商议后，明确告知以色列代表，采购事宜需延期洽谈。
这一态度释放的信号清晰而强烈，几乎不加掩饰——在中东战略格局中，美国早已将自己定位为“规则制定者”与“大哥”，以色列此前绕过美国、私自与英法勾结发动战争的行为，不仅打乱了美国的中东布局，更触碰了美国“主导地区事务”的核心底线。
美国此刻刻意延迟洽谈，绝非简单的流程拖沓，而是一场精准的“敲打”：既想让以色列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明白谁才是中东格局中的真正主导者；也想借此机会磨一磨以色列的锐气，让其今后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必须优先考量美国的利益与态度，而非擅自行动。
这份不满没有直接爆发，却通过“延期”这一温和却有力的方式传递出来，就是要让以色列主动反思、主动弥补，而非由美国出面强硬施压，避免彻底撕破脸影响后续战略协作。
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深耕中东数十载，对大国博弈的逻辑了然于胸，自然瞬间读懂了美国的深层用意。他在内阁紧急会议上直言：“美国的不满是必然的，我们此次确实冒失了，绕过他们与英法合作，无疑是在挑战他们的权威。”
但话音一转，他又坚定地道：“可我们不必过分恐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离不开以色粒当前阿拉伯国家势力崛起，苏联又在背后不断渗透，美国需要我们这颗‘棋子’在前线压制阿拉伯国家的扩张势头，更需要我们成为阻挡苏联势力南下中东的屏障。失去以色列，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大幅缩水，这不符合他们的核心利益。”这番判断精准点出了美以关系的本质——利益捆绑下的战略协作，即便出现摩擦，也不会轻易破裂。
因此，本·古里安断定，美国的“延期”绝非“拒绝”，反而暗藏缓和的余地。这更像是一种“姿态要求”——美国需要以色列拿出足够的诚意，主动承认错误、弥补过失，让美国在外交与战略层面有台阶可下。只要以色列能做好这一点，修复关系、推进武器采购就并非难事。毕竟，美国也清楚，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受损，最终受损的还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为了尽快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保障武器采购顺利推进，避免因装备短缺陷入国防被动，以色列迅速启动了全方位的紧急公关行动。本·古里安亲自牵头，点名让美国境内最具影响力的几大犹太财团联合出手——这些财团在美国商界、政界深耕多年，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搭建了庞大的人脉网络，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决策层的关键力量。
公关行动双管齐下：一方面，财团代表密集走访美国国会议员，尤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通过提供政治献金、承诺商业合作、资助竞选活动等方式，进行利益绑定，争取议员们在美以关系、武器出口等议题上发声支持；另一方面，财团高层直接对接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核心部门的高层官员，反复解释此前以色列与英法联合行动的“无奈之处”，强调当时是为了应对阿拉伯国家的“包围威胁”，并非有意违背美国意愿，同时着重渲染以色列与美国在遏制苏联、稳定中东等核心议题上的战略利益高度一致，弱化双方分歧，强化共同利益。
而在这一系列密集的游行动中，费尔多被列为重中之重的公关对象。所有人都清楚，费尔多不仅掌控着美国核心的军工资源，直接决定着武器出口的审批权限，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决策中拥有重要话语权，是连接军工与外交的关键枢纽。
他对以色列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此次武器采购的成败，甚至影响着未来美以军事合作的走向。为此，以色列专门组建了由犹太财团核心人物与政府外交高官组成的专项组，针对费尔多的背景、立场与利益关切，制定了精准的游方案；力求通过多方努力打动费尔多，为以色列打开与美国修复关系、补充装备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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