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十月事件的余波尚未散尽,东欧大地的另一场风暴已在匈牙利悄然成型。这场后来震动全球的“匈牙利事件”,根源深植于长期的积怨与压迫——自1947年起,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便彻底抛弃本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一味照搬僵化的苏联模式,在国内大搞个人崇拜与集权统治。
他主导的工业化激进政策透支了国家经济,强制集体化损害了农民利益,而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更是让民众陷入恐惧。拉科西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侵蚀了国家的发展根基,更深深刺痛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情感,不满的情绪如同地下岩浆,在沉默中不断积聚,只待一个喷发的契机。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层对东欧政策做出调整,匈牙利终于迎来一丝改革的曙光。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顺势推出“新方针”,主张放松集权控制、恢复国民经济、改善民生,成为东欧国家中最早开启“非苏联模式化”进程的先行者。然而,这份改革希望终究短暂——由于触及苏联的控制利益,在苏联的强硬干预下,“新方针”仅实施22个月便被迫中断。
改革的夭折让匈牙利重新坠入旧政策的泥潭,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物价飞涨、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但拉科西集团非但不反思过错,反而对过往错误一味掩饰,甚至计划动用暴力镇压党内外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
反观纳吉,并未因挫折放弃主张,他通过着述进一步明确:应以匈牙利特色Sh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抗苏联控制。这些思想精准击中了民众与党内知识分子的诉求;迅速引发强烈共鸣,为后续的动荡埋下了思想火种。
1956年10月波兰的胜利,成为点燃匈牙利风暴的导火索。当波兰统一工瘸顶住苏联军事压力,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SJ、成功推行自主改革的消息传来,匈牙利的大学生与知识分子备受鼓舞。10月22日,布达佩斯大学生举行集会,提出以反对苏联模式、争取民族独立为核心的“十六点要求”,并决定次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
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正式拉开帷幕。中午12点,匈牙利内务部长通过电台发布禁令,禁止任何公众集会与示威游行,这一强硬表态反而激化了民众情绪。不久后电台又仓促取消禁令,反复无常的态度更让民众对政府心生蔑视与不满。
下午3点,一万多名大学生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革命诗人裴多菲雕像与波兰将军贝姆纪念碑行进,沿途民众纷纷加入,抵达目的地时队伍已壮大至二十万人。
游行人群高举标语,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情绪愈发激昂。
队伍抵达国会大厦后,民众强烈要求纳吉出面讲话。经反复劝,纳吉勉强现身,试图劝民众保持冷静,但此时的民众情绪已难以平复。当晚8点,接替拉科西出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艾尔诺在电台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将数十万示威群众污蔑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把民众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
这番讲话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怒火,9点30分,人群推倒了布达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随后冲向电台大楼,要求广播他们的诉求。遭到拒绝后,示威者开始攻击电台大楼,流血冲突正式爆发。
为缓和局势,匈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调整领导层:格罗留任第一SJ,纳吉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4日中午,纳吉通过电台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承诺将以1953年6月决议为基础,推动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此时的局势已超出控制——早在23日事件爆发后,格罗就已向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请求军事干预。23日晚10至11点,苏G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未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的情况下,苏联发动代号“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根据档案记载,遵照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命令,第128步兵师与第39机械化师组成的苏军部队,于凌晨2时15分越过边境进入匈牙利境内。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谢罗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布达佩斯。抵达后他们发现,局势并非格罗描述的那般“灾难性”,但苏军已然入境,事件彻底走向复杂。各大工厂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工人自发加入抵抗苏军的行列,匈牙利军队大批倒戈,大量武器流入民间,“一场匈牙利与苏联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此爆发”。
10月25日,布达佩斯接连发生两起血腥惨案:一是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屋顶向苏军射击,烧毁一辆苏军坦克,苏军随即开枪还击,造成60名匈牙利人死亡;二是在中央大厦前,苏军坦克兵误将靠近的匈牙利警卫部队当作叛乱者射击,又有10人遇难。流血事件彻底激化矛盾,布达佩斯市内枪声四起,其他城市局势也急剧紧张,全国范围内掀起总罢工,要求苏军撤出的呼声响彻全国,游行示威彻底演变为大规模骚乱。
当日,纳吉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将与苏联谈判苏军撤出事宜,承诺局势稳定后立即召回苏军。但苏联代表团随即发表声明,称苏军撤出不现实,“仅能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后返回驻地”。25日惨案发生后,经苏G同意,罢免格罗职务,由卡达尔·亚诺什继任第一,局势暂时趋于平静。
纳吉满心期待匈牙利能复制“波兰式”的解决结果,但此时的民众情绪已彻底失控——苏联模式的压迫、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吸引、波兰成功的鼓舞、西方的宣传煽动、苏军坦磕威慑,再加上多年积压的民族屈辱感,让民众诉求愈发激进。纳吉自上任起便试图以谈判化解危机,整日忙于接待各类代表团,却始终难以掌控局势。
10月26日,纳吉向米高扬、苏斯洛夫提议改组政府,吸纳五至六名来自资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群体的民主人士加入。这一主张获得通过,也得到苏联代表团认可。10月27日,纳吉公布新政府组成名单。
新政府成立后首要解决的便是事件定性问题。纳吉认为,参与者虽有旧军官、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戈军人、工人与市民,因此在当晚内阁会议上,他要求修正对事件的定性,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主张通过协商稳定局势。
10月28日17点25分,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明确事件的民族民主属性,称“此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同时公布施政纲要,作出两项关键决定:立即全面停火、与苏联谈判苏军尽早撤离。
10月29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军开始撤离。但这一切来得太晚——近8000名刑事罪犯趁机卷入混乱,手持武器四处打砸抢劫,社会秩序彻底崩塌。与此同时,民众对纳吉新政府仍不满意,认为“吸纳少数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由Gc党主导”,强烈要求在自由选举基础上组建多党联合政府。
苏联领导层此时对事件处理意见也陷入分歧: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立即镇压;米高扬等温和派主张依靠纳吉控制局势;赫鲁晓夫则采取调和立场,一边增派武装力量,一边密切观察纳吉政府动向。
但10月28日后,苏联态度彻底转变。31日,赫鲁晓夫明确表态,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根据历史档案,导致苏联态度转变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媒体的密集报道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匈牙利局势持续恶化,10月30日清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发生惨案,国家保安局新兵、国防部两名上校、布达佩斯高层被民众处决;三是苏联领导层达成共识,认为事件是针对苏联。苏联随即决定再次出兵干预。
10月31日晚,纳吉获悉苏军大规模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推进,立即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月1日19点4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废除华沙条约,请求四大国援助保卫中立。
匈牙利宣布中立后,收到苏方同意谈判撤军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出代表团赴谈。苏军入境的消息反而让匈牙利各政党与社会阶层空前团结,纳吉趁机推进政府改组。
11月3日清晨,新的多党联合政府正式成立,Gc党、农党、社会民主党各获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获两个席位。但名单中的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已于11月1日晚神秘“失踪”。当晚10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与苏方展开谈判,然而谈判进行到一半,便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率人打断,匈代表团成员悉数被捕。
11月4日凌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一刻钟后,纳吉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讲话,悲愤控诉:“今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令人惋惜的是,匈牙利军队未进行任何抵抗。15分钟后,苏军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迅速控制匈牙利全境。
值得一提的是,事件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连发三道“通谕”,公开支持匈牙利爱国民众。这场历时13的动荡,给匈牙利国家与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达200亿福林,相当于匈牙利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事件中共有2700人死亡,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人、大专院校学生44人、中学生196人,约1.3万人受伤,另有20余万匈牙利人沦为难民。苏联方面也付出惨重代价,722人死亡、1251人受伤。
但无论历史如何评,这场动荡中最无辜、最受赡永远是匈牙利普通民众。他们本只是渴望摆脱压迫、追求更好的生活,最终却要承受家园破碎、亲人离散的惨痛代价。此时苏联大军已然全面进驻匈牙利,牢牢掌控了局势,美国再想直接介入已无可能,彻底失去了正面出场的机会。
不过费尔多并未坐视不管,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美国展现壤主义关怀、塑造国际形象的绝佳契机,同时也能悄悄埋下渗透东欧的种子。于是他当即下令,启动对匈牙利的壤主义援助计划,不仅协调美国红十字会组建专项救援团队,还动员民间慈善力量,紧急筹备了大批粮食、药品、帐篷等急需物资,通过中立国渠道火速运往匈牙利,精准送达流离失所的难民手郑
美国的壤主义援助,与苏联出兵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物资支援,全力救助苦难中的民众;一边是动辄动用武力,用坦克和枪炮压制他国人民的合理诉求,本质上已是对主权国家的入侵。
这种鲜明的反差通过国际媒体的报道传遍全球,让世界各国清晰地看到了两者的高下之分,美国的国际声誉因疵到显着提升,而苏联的霸权形象则进一步固化。
当然,费尔多心里十分清楚,美国此时虽在科技、经济领域占据优势,但在欧洲大陆的军事部署上,尚未形成能彻底压制苏联的绝对实力。一旦因匈牙利问题贸然与苏联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极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政府和民众都无法承受的后果。
因此,即便心中对苏联的霸权行径极为不满,也只能将怒火压在心底,现阶段能做的,也唯有通过壤主义援助传递善意、争取民心,其余的只能静待时机。
更重要的是,费尔多从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波兰顶住苏联压力实现自主改革,匈牙利民众奋起反抗苏联控制,这两场风波已然让波兰、匈牙利与苏联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离心离德的趋势愈发明显。
他断定,在苏联的高压控制下,其他东欧国家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积聚,只要时机成熟,必然会有更多国家站出来反抗苏联的统治。未来,美国只需耐心蛰伏,持续关注东欧局势的变化,总能等到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费尔多的战略思路十分清晰:对付苏联这样的庞大帝国,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一口气吃不掉一个胖子”,唯有采取“温水煮青蛙”的策略,通过经济渗透、文化影响、支持内部反抗等多种方式,慢慢消耗苏联的国力,瓦解其对东欧的控制。这是一场漫长的博弈,比拼的不是一时的武力强弱,而是持久的耐力与战略定力。
更何况,当下苏联的掌权核心大多是经历过二战洗礼的老将,他们或许在战略创新上有所欠缺,但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行事风格极为强硬果决,手段更是狠辣。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任何贸然的大规模冲突都可能让美国陷入被动,未必能占到便宜。与其冒险硬拼,不如稳扎稳打,在积蓄实力的同时,静待苏联内部出现变化,再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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