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走，会议的气氛也随即跟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兼任礼部尚书的次辅李本自然而然地接过主导权，开始详细讨论钦差大臣下去的礼仪章程。
“邹侍郎此行，代表的是朝廷颜面，关乎陛下圣德。依制，当先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只，以安地怨气，祈佑赈济顺利……”
李本完，徐阶立刻点头附和，无缝衔接地补充一些细节：
“李阁老所言极是。祭祀是根本，是沟通人之大事。此外，还应在各地设厉坛，超度此次震灾中殒命的亡灵，祭文青词须提前备好，字字斟酌，方能显朝廷抚恤之意、陛下仁德之心。”
俩位大佬的老成谋国之言，顿时引来几位大臣纷纷颔首称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祭品的规格、仪仗的规模、祝文的措辞。
就连甚至该参加祭祀礼仪的地方官员涉及到什么品级、礼仪祭祀之时行几步礼、磕几个头，都得头头是道。
严邵庆越听越不对劲，眉头渐渐锁紧。
最终还是忍不住，出言打断：“李阁老，徐阁老，恕下官直言！如今陕西、山西、河南，无数灾民被埋于瓦砾之下，饥寒交迫，嗷嗷待哺！疫情恐将爆发，道路待抢修！
现每延迟一刻，便是成千上万的性命消逝！
朝廷是否更应优先讨论如何尽快调集粮草、药物，如何组织人力抢通道路，如何防疫治病？这些救命的具体措施，难道不比虚无缥缈的祭祀仪式更急迫吗？”
众人明显一愣，随即面露莞尔，露出少年人果然不懂事的宽容笑容。
徐阶温言道：“严郎中心怀百姓，此心可嘉。然有所不知，祭祀地、安抚神灵，沟通人，这才是重中之重，是根本。
此乃朝廷法度，千年来亦是如此，更是安定人心之举。
至于你所的那些俗务……自有地方官员循例办理。你既兼了户部郎中，专司钱粮调配，这些事，自行斟酌处置便是。”
李本也笑着摇摇头也是一番提携后进：“是啊，严郎中既能凭空筹措三十万两银子，解朝廷燃眉之急，这些具体的调度事，以严郎中之能，定然不在话下，放手去做便是。”
在场的几位部堂也纷纷笑着附和：“严郎中放手去做便是。”
“能者多劳嘛。”
语气之中略显轻松，毕竟剩下的这些都是与他们无关的事。
严邵庆怔在原地，感到荒谬绝伦。难道在他们眼中，那些虚无缥缈的仪式和体面，远比千千万万灾民真实的痛苦与生死更重要？
他们诵读圣贤书，口口声声“仁政爱民”，可落到实处，却成了这般模样？一群道貌岸然的老登！
严邵庆喉头滚动，胸中有万千话语奔涌，最终却都死死压了下去，只化作一声近乎无声的叹息。艰难地垂下眼帘，掩去眼中所有翻腾的情绪，只余下一片沉寂的服从。
“下官……明白了。下官这就去筹措款项，调度物资。”
年前的这项重大议题似乎就此圆满定调，殿内气氛真正松弛下来。内阁、六部的大佬们脸上开始浮现出真切的笑意，彼此之间谈笑风生，甚至开始闲聊起几句过年的事宜。
他们之所以轻松，并非因为灾民得救在望，而是因为严邵庆凭空揽去了三十万两的压力，若真按原计划执邪保晋豫、缓陕西”的策略，在座的诸位，包括嘉靖，将来难免要在史书上留下见死不救的污名。
别看嘉靖现在不语，秋后算账时，有一个算一个，谁都逃不掉干系。
三省同步救灾，面子上谁都好看，百官那里也能交代得过去。至于那三十万两从何而来，后续的麻烦如何解决，那是严邵庆的事，与他们何干？
徐阶家中田产连阡陌，堪称富可敌省；在座的诸位，谁家不是良田千顷，奴仆成群？
三十万两，于他们任何一家而言，或许都并非难事。但他们宁可看着百姓冻饿而死，宁可看着朝廷焦头烂额，也绝不会自掏腰包，甚至不会主动提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清流要的是名声，是站在道德高地指摘时弊；权臣要的是权势，是稳坐钓鱼台平衡利益。
“仁政爱民”？那不过是写在奏疏里、喊在朝堂上的口号罢了！谁若当真，谁就是异类，就是蠢材！
严邵庆的那颗赤子之心，在这潭深不见底的官僚泥沼中，被衬得如此格格不入，又如此微不足道。
这让严邵庆不由得想起记忆中另一个时空的景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之力，生命至上；不仅抢险救灾，更倾注巨资帮助灾民重建家园，重拾生活。
反观当下，朝廷的赈济，能救下性命已属万幸。
至于三省之地房屋尽毁，田地破损，水利崩坏，道路断绝......要让这三省之地恢复生机，要让这百万灾民重建家园，需要多少银两？几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这是一个足以压垮目前整个大明财政的文数字。
朝廷所谓的灾后重建，不过是免除一两年赋税，剩下的，全靠百姓在废墟之上自生自灭。朝廷从未有过，也从未想过要投入巨资去帮助黎民重建家园。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严邵庆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责任福忽然之间又萌生一个念头：
若能在爷爷担任首辅的任内，推动朝廷真正下大力气，帮助这三省百姓完成灾后重建，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功德？百姓最是淳朴，谁真正对他们好，他们心里记得清清楚楚。
若能做成此事，严家乃至爷爷奸臣的污名，或许真能彻底洗刷，将来即便致仕，也能得个贤相的美名，安然落地，青史之上，或许也能留下不同的一笔。
但这需要钱，需要海量的钱！
三十万两还好筹措，可以找京城巨商，以未来海关税赋或某些特许权益为抵押，短期拆借。
再不济，也能从胖爹严世蕃那借点？严家每年贪墨的，捞个三五十万两应该不成问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岂不正好？
无非胖爹到时候吹胡子瞪眼、拎着家法要打断他的腿，然后在吼一句：“朝廷的事，何时轮到臣子自掏腰包？逆子，你是不是疯了！”
但几百万两呢？难道还能一次次凭空变出来吗？
一个更为大胆，却也更为危险的念头闯入严邵庆的脑海，能否效仿后世，设立一个类似银行的机构，汇聚民间闲散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和灾后重建？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便被他自己迅速而果断地掐灭了。
严邵庆立刻意识到无利可图、无基可立、无信可依。这在大明绝无可能成功。
银行需要稳定的货币体系、完善的信用制度、健全的法律保障和相应的技术支持，大明一条都不具备。
反之，大明有的是强大的皇权可以随意干预掠夺、普遍的官僚腐败、根深蒂固的农经济对金融的排斥、以及士大夫阶层对锱铢必较的商业金融之鄙视。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任何类似的机构，要么迅速沦为皇帝和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工具，引发恶性通胀和民变；要么因技术、认知和强大的阻力根本无法落地。
而提议者本人，很可能因“妄改祖制”、“妖言惑众”、“与民争利”的罪名，死无葬身之地。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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