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五年的初秋，户部衙门外的老槐树落邻一片叶，正好飘在周忱的官靴前。他手里攥着那份被汗水浸得发皱的江南税册，站在朱漆大门外，指尖反复摩挲着封皮上“巡抚应十府”的印泥——那是他在江南熬了三个通宵的成果，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苏州府的漕粮损耗、松江府的盐课亏空，还有百姓手里那些被层层盘剥后只剩半截的稻穗。
“周大人，里面请。”门房引着他穿过回廊，脚步声敲在青石板上，惊起檐下几只灰鸽。户部大堂里弥漫着墨香和旧纸的味道，十几个吏员埋首在账册堆里，算盘声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户部尚书黄福正站在案前，手里举着一支朱笔，在一本厚厚的册子上圈点着。听见动静，他转过身，官袍的褶皱里还沾着些麦麸——早上吃的麦饼碎屑。“忱弟可算来了，”他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温润，指了指案上的茶，“刚沏的龙井，你在江南总想念这口。”
周忱将税册放在案上，茶盏还没碰就先道：“黄大人，江南税弊已查清，苏州府每年漕粮运输损耗竟达三成，不是因为水患，是粮长和漕兵勾结，每船私吞五石才肯开船。”他翻开税册，指着其中一页，“这是我暗访时记下的，有个粮长家里藏的白米，够全村吃半年。”
黄福的笔顿在半空，朱墨滴在“苏州府”三个字上，晕成个的红点。“三成……”他喃喃道，“先帝在时，损耗从没过一成。”
“不止这些。”周忱又翻到后面，“松江的盐课，官盐一斤卖十六文，私盐却只卖十文，百姓都买私盐，官盐堆积如山，课税自然收不上来。可私盐贩子背后，多是府衙的人撑腰——我抓住的那个头目，腰带里还别着知府亲赐的腰牌。”
窗外的风卷着槐叶吹进来，吹得账册哗哗响。黄福拿起税册，指尖划过那些歪斜的批注——有的是周忱用炭笔写的“某粮长家有三妻四妾”，有的是用朱砂画的船，旁边注着“此船明载漕粮五十石，暗舱藏二十石”。
“你想怎么做？”黄福忽然问，目光落在周忱磨破的袖口上——那是他为了追漕船，在芦苇荡里摔的。
周忱挺直脊背：“请大人奏请陛下，允许我在江南推挟平米法’——把漕粮、杂税合并，按田亩分摊，再派廉吏专管运输，杜绝中饱私囊。至于盐课，我想奏请放宽盐引限制，让百姓能买到平价官盐，私盐自然就少了。”
黄福看着他眼里的光，忽然笑了，像看着多年前那个在太学里和人争论《周礼》的少年。“你的税册，陛下已经看过了。”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奏折，上面盖着鲜红的御印，“陛下，‘周忱知江南弊，着即入部，协理全国税政’。”
周忱愣住了，指尖触到税册上自己的指印——那是无数个夜晚在油灯下按上去的，带着江南的潮气。
“还愣着？”黄福将一支新的狼毫塞进他手里，“户部的算盘，往后要多劳你拨弄了。”
这时，一个吏捧着账册跑进来，嘴里嚷嚷着：“大人，浙江的秋粮账对不上，少了两千石！”
周忱几乎是本能地接过账册，指尖在“仓储”一栏快速滑动：“查运输记录，看是不是漕船在杭州府停留超过三日——那里的通判最爱扣粮船索贿。”
吏愣了愣：“周大人怎么知道？”
黄福在一旁捋着胡须笑：“因为他在江南的芦苇荡里，跟了三艘漕船，晒得跟炭似的呢。”
周忱的耳尖微微发烫，低头看向案上的龙井，茶叶在水里舒展，像极了江南的新绿。他知道，往后要面对的，是比江南更复杂的全国税网，但手里的狼毫笔握得很稳——那些在江南稻田里见过的愁苦面孔，那些被私盐贩子盘剥的百姓，都是他此刻最足的底气。
秋风又起，吹得户部大堂的账册页脚翻飞，周忱拿起笔，在浙江秋粮账册上写下第一行字：“查杭州府通判涉案，着即提审”——他的税改之路，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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