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午，漕运码头的风就裹着水汽沉了下来，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得人胸口发闷。赵德昌被两个侍卫架着胳膊往外走，原本用金线绣着“漕运总管”字样的官袍，此刻沾着草屑与尘土，左边的帽翅歪成个难看的角度，垂在耳边晃荡。往日里总微微扬起的下巴，此刻抵着胸口，喉结上下滚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脚步踉跄得像被抽去了脊梁骨，每一步都踩在码头上的木板缝里，发出“吱呀”的哀响。
码头上早挤满了人，三教九流围着看，像看一场迟来的戏。穿绸缎的商户们踮着脚，手里的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却没一个人真敢上前；扛货箱的脚夫们撂下担子，粗布褂子被汗浸得透湿，眼神里混着解气与唏嘘；最前排站着几个捧着桑苗的农户，正是被他强占了桑田的那几家，其中一个老汉怀里的桑苗，根须还沾着新土——那是今早从被毁坏的地里抢补种的。不知是谁先扔了把烂菜叶，带着馊味的黄绿色汁液擦过赵德昌的袖口，他却连躲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机械地被侍卫往前拖，仿佛身上的骨头都被抽成了棉线。
“这不是赵大人吗？怎么这般模样？”有刚靠岸的船主探头问，手里还攥着船票。旁边穿短打的伙计赶紧拽了拽他的袖子，压低声音：“嘘！贪了三年漕银，还往军粮里掺沙土，是周大人亲自审出来的，连带出好几个官呢！”
沈砚灵站在巡检司的廊下，廊柱上的红漆剥落了几块，露出底下的木纹。她手里还攥着那片从桑苗地捡的枯叶，叶边卷成了褐色，叶脉却依旧清晰，像极了赵德昌供词里那些被圈出的账目。昨夜她蹲在地里补种被踩烂的桑苗时，周忱就站在田埂上，手里捏着那份墨迹未干的供词，：“贪墨者当罚，可这些桑苗不能白毁了。”此刻见赵德昌被押上那艘挂着“流放”黄旗的货船，船板上的铜钉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她忽然懂了他话里的意思——惩处不是为了泄愤，守住脚下的土地、护住百姓的生计，才是最实在的道理。
“沈姑娘。”周忱不知何时站到她身边，青布棉袍的下摆被风吹得轻轻扬起。他顺着她的目光望向货船，“圣上的朱批下来了，‘远贬三千里，漠北戍边’。”他顿了顿，指尖在廊柱上轻轻敲了敲，“那边苦寒，风沙能把石头磨圆，却也能让他看看，不靠算计土地桑苗，靠双手垦荒的戍卒是怎么活的。”
货船的铜铃“铛”地响了一声，要起航了。赵德昌忽然猛地抬起头，不知哪来的力气，挣脱了侍卫的手，目光像两道钩子，穿过攒动的人头，死死落在沈砚秋身上。他嘴唇哆嗦着，像是想什么，却被迎面灌来的风呛得剧烈咳嗽，最终只化作一声模糊的呜咽，像受赡野兽在哀嚎。沈砚秋看得清楚，他那件灰扑颇囚服领口处，还别着半片干枯的桑树叶——那是开春时桑苗刚发芽，她去漕运署送新制的蚕具，见他案头堆着公文，顺手从院里摘了片桑叶别在他领口，笑着“桑叶护佑，诸事顺遂”，如今想来，倒成了最尖锐的讽刺。
“他该谢你。”周忱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沈砚秋耳中，“昨夜你在供词末尾添的那句‘崇祯五年蝗灾，赵德昌曾私开粮仓赈济灾民三百石’，圣上看见了，才改了‘赐死’的初衷，判了远贬。”
沈砚灵一怔，低头看着掌心的枯叶，指腹摩挲着粗糙的叶面。那句话是她昨夜犹豫了许久才添上去的。她总记得，三年前蝗灾时，城外饿死的人排成了队，是赵德昌让人打开了自家粮仓，虽然后来他总在酒桌上拿这事当谈资，“若非我开仓，那些百姓早成了饿殍”，但那些掺着麸皮的救命粮，是真真切切救了饶。
货船缓缓驶离码头，帆布鼓起，像一只灰色的大鸟，渐渐缩成水相接处的一个黑点，最终被暮春的雾气吞没。码头上的人群渐渐散去，脚夫们扛着新到的桑苗往岸上搬，竹筐里的桑苗带着露水，嫩得能掐出汁来。有人朝着廊下喊：“沈姑娘，快来看看这批苗壮不壮！周大人按你的法子育的苗，准能结好茧！”
沈砚灵应声跑过去，指尖抚过带着绒毛的桑芽，阳光落在上面，亮得有些晃眼。她忽然想起赵德昌刚被抓时，曾在牢里喊“我不过是想让苏州府的漕运更兴旺些”，那时只当是狡辩，此刻看着手里的桑苗，倒忽然明白——兴旺从不是靠算计与掠夺，而是像这桑苗一样，扎根土地，顺应时节，一分耕耘换一分收获。
周忱站在廊下看着她忙碌的身影，看着她弯腰接过桑苗，听着她和脚夫们笑，忽然觉得这码头的风都变得清爽起来，带着新叶的清香。远处的货船载着罪者驶向未知的远方，近处的桑苗却在新土中扎下根须，一贬一荣间，仿佛藏着这世间最朴素的道理——作恶者终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而那些认真生活、守护土地的人，总能在岁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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