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的春，保康县深山里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我，黄大山，和我的两个光屁股长大的兄弟——朱二蛋、邓万全，像三棵无人问津的野草，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挣扎求生。
山是我们的摇篮，也是我们的囚笼。爹娘在巴掌大的梯田里耗尽气力，换来的不过是几筐勉强果腹的苞谷和红薯。我最大的念想，是村头老槐树下偶尔路过的黄梅戏班子。那咿咿呀呀的唱腔，像山涧最清冽的泉水，能暂时洗去我心头的苦涩。我用了不知多少个日夜，砍柴、攒钱，终于从货郎手里换来一把旧的二胡。琴筒蒙着泛黄的蛇皮，弓毛粗糙，可在我手里，它却能拉出山外的悲欢离合，是我灰暗少年时代唯一的亮色。
朱二蛋人如其名，敦实得像块山里的顽石，性子也直愣愣的。他爹是村里最好的猎手，二蛋从跟着钻林子，摆弄那杆老旧的土铳，对山里的路径、野兽的脾性，门儿清。他常：“大山，你拉这吱吱呀呀的，哪有山鸡叫得好听？跟我学打猎，保你顿顿有肉！”他挥舞着自制的粗糙弓箭，眼神里是征服自然的野性。
邓万全则完全不同。他瘦得像根竹竿，一双眼睛却总滴溜溜地转，透着股机灵劲儿。他爹是村里唯一认得几个字的，在镇上帮人写书信。万全不像二蛋那样莽撞，也不像我这样沉闷，他总有些新奇的想法。他会偷来爹的旧报纸，指着上面的字，磕磕巴巴地念给我们听：“看，‘抗日’、‘救国’……”那些陌生的词汇，像在我们紧闭的心门上，撬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我们三个，像山里的三棵树，根须在贫瘠的土壤里缠绕，枝叶却朝着不同的方向伸展。二蛋向往林间的猎杀与力量；万全向往山外那个模糊却充满诱惑的新世界；而我，则沉溺于二胡弦上流淌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悲欢。
我们常在村西那条清澈的溪边碰头。二蛋脱了鞋在水里摸鱼，万全坐在大石头上“研究”旧报纸，我则抱着二胡，让不成调的琴声混着溪水鸟鸣。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我们年轻却已略显粗糙的脸上。那一刻，山是静的，水是活的，我们的笑声和琴声，是这片古老山林里最鲜活的声响。
然而，山外的狂风，终究要刮进这闭塞的山坳。
村口的老槐树下，不再只有唱戏的班子和嬉闹的孩童。开始有穿着破旧军装、神色仓皇的陌生人经过，他们低声交谈着“鬼子”、“前线”、“败退”，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惊恐。村里大人们的脸上，愁云惨雾越来越重，他们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抓丁”、“粮税”，这些词像冰冷的石头，投入我们原本还算平静的心湖。
有一，我们正在溪边，村里最见多识广的老猎人赵伯拄着猎枪走过。他看着我们，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难言的情绪，像叹息，又像警告：“娃儿们，这世道……要变了。山外的风，腥得很，刮进来，怕是站都站不稳……”
他的话，像一阵凛冽的山风，吹散了我们嬉闹的兴致。二蛋停止了摸鱼，万全放下了报纸，我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二胡。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村外，那条蜿蜒出山的土路，在夕阳下泛着苍白的光，通向一个我们完全未知、却已隐隐感到巨大不安的世界。
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赵伯一语成谶。这世道之变，将如同滔洪流，以最粗暴的方式，将我们这三个山里的野孩子连根拔起，狠狠抛入一场席卷地、血肉横飞的战争炼狱。我们的兄弟情谊，我们的懵懂青春，我们熟悉的山音水色，都将在钢铁与火焰的咆哮中，经受最残酷的洗礼。
我的二胡，再也拉不出无忧的曲调；二蛋的猎枪，将要瞄准的不是山兽；万全认识的报纸上的字，将变成他命阅真实写照。
洪流已至，无人可逃。而我们，黄大山、朱二蛋、邓万全，这三个名字，即将在这段波澜壮阔又无比残酷的历史上，刻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混杂着血泪、硝烟与不屈的印记。
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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