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整合与治理效能的重构
一、嘉靖新政与乡约的官方推广：从“地方试验”到“国家范式”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登基后推行新政，基层治理改革成为核心议题之一，而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模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其中最关键的举措。在此之前，乡约虽在南赣、余姚、泰州等地落地实践，但始终属于“士大夫主导的民间治理尝试”，并未进入国家制度层面；嘉靖朝的政策调整，彻底改变了乡约的属性——从“民间规约”升级为“官方制度”，正式开启明代乡约“官民协同”的新阶段。
嘉靖二年（1523年），礼部尚书毛澄在上疏中直言：“南赣之乱平，非独赖兵戈，更赖乡约以正民心、固邦本，此法切中时弊，宜推之下，以靖四海。”这份奏疏得到明世宗的认可，随即朝廷颁布《颁行乡约谕》，明确要求“下州县，每里皆立乡约，以里长主之，州县官总其成，务使民皆向善，里无纷争”，并划定乡约的核心职责：“敷宣圣谕、化导乡民、辑和邻里、弭盗息讼”。这一谕令的出台，标志着乡约正式成为国家基层治理的法定制度，其运行逻辑也从王阳明时期“心学驱动的道德觉醒”，转向“制度驱动的秩序维护”。
为确保乡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落地，朝廷构建了三层刚性保障机制：
1. 行政考核机制：将乡约推行成效直接纳入州县官的政绩考核体系，明确“凡乡约废弛、民风颓靡、盗贼屡发者，州县官降一级调用；乡约成效显着、里巷安宁者，优先擢升”。这一规定使得地方官员不敢懈怠，将乡约推行视为核心政务之一。
2. 经费保障机制：朝廷规定，州县官俸银中提取一成作为“乡约专项经费”，同时辅以里甲公摊的补充资金，专款专用，用于约所建设、讲约人员酬劳、奖惩物资购置等。例如，江南地区州县为讲约者提供“月米二石”的报酬，北方州县则以银两补贴，确保乡约运行无资金之忧。
3. 文本统一机制：由翰林院牵头，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删减其中深奥的心学理论细节，强化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核心内容）的宣讲要求，编撰成《钦定乡约条例》。《明会典》卷二十《乡约》专门载明：“凡乡约，每里内选年高有德者一人为约正，二人副之，每月朔望，集百姓于公所，宣讲圣谕，申饬条教”，该条例下发全国州县统一执行，既保留了乡约的核心功能，又避免霖方解读偏差导致的治理混乱。
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进一步深化改革，下令“将乡约与里甲、保甲、社学合而为一”，构建“四位一体”的基层治理体系：里甲负责户籍登记、赋税徭役征收；保甲负责治安联防、盗贼缉捕；社学负责童蒙教化、文字传授；乡约负责道德约束、矛盾调解。四者相互配合，形成“管、教、治”的闭环治理链条。例如，保甲抓获盗贼后，并非直接送官，而是先交乡约约正审问：若属初犯且因贫困所迫，由乡约协调里甲为其分配耕地，社学教授谋生技艺，实现“惩恶与救困结合”；若系惯犯或罪大恶极，则由乡约移交官府处置。
据《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到嘉靖中期，全国已有80%以上的州县推行了官方化乡约，其中江南地区（苏、松、常、嘉、湖五府）覆盖率高达95%。苏州府长洲县的实践颇具代表性：知县王仪将全县划分为50个约区，每个约区设约长1名（由品行端正的乡绅担任）、约副2名（由里长兼任），每月朔望（初一、十五）的讲约仪式由知县亲自主持，讲约内容除《钦定乡约条例》外，还融入本地的家规族训与民间规约（如苏州地区特有的“水乡互助规约”）。这种“官方框架+地方特色”的模式，既保证了国家治理意志的下沉，又贴合水乡社会的实际需求——据《长洲县志》记载，推行数年间，当地讼案减半，乡里和睦无争，赋税也能如期足额缴纳。
二、乡约与宗族制度的合流：民间力量的官方吸纳
明代中后期，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尤其是在江南、华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占比超过70%，宗族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更是基层社会的权力中心。面对这一社会结构特征，官方化的乡约主动与宗族制度合流，将宗族力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官约统族约、族约辅官约”的治理格局，实现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有机融合。
（一）宗族成为乡约的执行载体
朝廷明确规定，乡约的约所优先设立于宗族祠堂，约长、约副从宗族族长或族内贤达中选拔，乡约的奖惩措施与宗族的族规家法直接挂钩。《钦定乡约条例》载明：“凡族内子弟违背乡约者，约正可会同族长依族规惩戒，轻者罚跪祠堂、诵读乡约条文百遍，重者革除族籍、不得参与宗族祭祀。”这种制度设计，让乡约借助宗族的血缘纽带与传统权威，迅速渗透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极大提升了治理效能。
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的蔡氏宗族案例尤为典型：蔡氏是当地望族，族长蔡克廉曾任礼部尚书，他主动将《钦定乡约条例》融入《蔡氏族规》，新增“每月朔望，全族子弟齐聚祠堂，先讲乡约、再议族事”的条款；族内若发生土地纠纷、邻里矛盾，先由族内长老结合乡约调解，调解无效再报官府。据《晋江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蔡氏宗族通过乡约调解的纠纷达300余起，仅10余起需官府介入，极大减轻霖方行政负担。更值得一提的是，蔡氏宗族还将乡约执行情况与族产分配挂钩：遵守乡约、品行端正的子弟，可优先获得族产耕种权；违背乡约者，则削减其族产份额，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乡约的约束力。
（二）乡约成为宗族的合法性来源
对于宗族而言，参与官方乡约不仅能提升宗族的社会地位，还能获得官方的政策支持——如优秀宗族可获得“忠义世家”匾额，族长可优先被举荐为乡绅，甚至宗族子弟参加科举时能获得地方官府的额外关照。因此，各地宗族纷纷主动对接乡约制度，将“遵守乡约”列为族规的核心条款，以争取官方认可。
广东潮州府郑氏宗族在《族规》中明确写道：“吾族子弟，凡不遵乡约、不敬长上、不睦邻里者，不得入祠堂祭祖，不得参与族产分配，不得录入族谱。”为确保乡约落地，郑氏宗族还设立“族约监督团”，由族内长老与乡约约正共同组成，定期巡查族内子弟行为。此外，乡约还为宗族提供了“跨越血缘的治理联盟”：在华南地区，多个宗族共居一村的情况普遍，乡约成为不同宗族之间的“共识纽带”。例如，广东惠州府博罗县的罗阳村，居住着陈、黄、李三大宗族，因争夺水源曾多次爆发大规模械斗，官府屡禁不止。推行官方乡约后，三族族长共同担任约长，在乡约框架下制定“共享水源、轮流灌溉、互助农耕”的约规，每月联合讲约，化解了延续数十年的矛盾。据《博罗县志》记载，自乡约推行后，罗阳村“三族和睦，无械斗之扰，农耕有序，岁稔年丰，成为远近闻名的安宁村落”。
（三）乡约与宗族合流的治理成效
乡约与宗族的合流，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民间渗透”与“民间力量的官方整合”，成为明代基层治理的一大创新。据嘉靖末年户部统计，推行乡约-宗族合流模式的地区，民间纠纷发生率下降60%，赋税征收效率提升40%，盗贼案件减少50%。这种模式的成功，本质上是国家利用民间既有秩序实现治理目标，避免了“强推制度引发的基层抵触”。例如，江西吉安府泰和县，通过乡约与宗族的结合，仅用三年时间就解决帘地长期存在的“宗族械斗、赋税拖欠”两大难题，被朝廷树为“全国乡约治理典范”，其经验在《大明会典》中专门记载推广。
三、乡约的功能拓展：从道德教化到基层行政辅助
随着官方化进程的深入，明代乡约的功能不再局限于道德教化，而是逐渐延伸到基层行政的各个领域，成为官府的重要“行政助手”，其角色定位也从单纯的“道德共同体”转变为全能型的“治理共同体”。
（一）赋税征收的协助者
明代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导致户籍混乱、赋税征收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官方将乡约纳入赋税征管体系，规定约长需配合里长核实本约区的土地、人口数量，建立详细的“赋税台账”；对于无力缴纳赋税的贫困户，由乡约协调宗族或富户垫付，待秋收后偿还，避免赋税流失。
浙江嘉兴府秀水县知县李培在推行乡约时，创新设立“赋税互助会”，由约长担任会长，组织富户自愿出资建立“助税基金”，专门帮扶贫困户缴纳赋税。据《秀水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秀水县遭遇严重旱灾，粮食歉收，200余户贫困户无力缴纳赋税。约所通过“助税基金”为这些农户垫付赋税，待次年秋收后，农户以粮食偿还（免息）；对于极度贫困、无力偿还的农户，则由宗族出面担保，分期偿还。这一举措不仅确保帘年赋税的足额征收，还避免了流民产生，得到朝廷的嘉奖，“赋税互助会”模式随后在江南地区广泛推广。
（二）地方治安的维护者
乡约与保甲的深度结合，使其成为基层治安的核心力量。朝廷规定，约长兼任保甲长，负责组织壮丁夜间巡逻、排查可疑人员；对于规模的盗贼活动（如偷窃、抢劫），由乡约壮丁自行处置，处置结果报官府备案；对于大规模的匪患或倭寇侵扰，则及时上报官府，并配合官军围剿。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进犯江苏松江府，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当地乡约迅速行动，约长召集各约区壮丁数千人，组成“乡约义勇军”，配合官军守卫城池。乡约义勇军熟悉当地地形，在城郊设伏、破坏倭寇粮道，历时三个月成功击退倭寇。松江府知府方廉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称：“乡约壮丁，勇而有义，与官军同心协力，死守城池，此乃松江保全之关键。”战后，朝廷下令各地乡约增设“团练教习”，由退役军官担任，负责训练乡约壮丁，进一步强化乡约的治安功能。据《松江府志》记载，此后松江府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乡约壮丁成为当地治安的“第一道防线”。
（三）公共事务的组织者
乡约还承担了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公共事务的组织工作。约长负责召集乡民商议公共事务方案，筹集资金与人力，并全程监督工程实施；官府则提供政策支持与技术指导，确保公共事务顺利推进。
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贾鲁河沿岸的10个约区，因河道淤塞，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农田被淹。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约长的联合组织下，10个约区共同开展疏浚河道工程。约长们先召集乡民代表商议，确定“按田出工、按财出资”的筹集方案：共筹集资金2000余两（其中乡民自筹1500两，官府补贴500两），参与乡民达万人；工程实施过程中，由各约区推选代表组成“工程监督组”，负责账目管理与施工质量监督，每日公示收支明细，杜绝贪污舞弊。历时半年，河道疏浚工程顺利完成，灌溉农田数万顷，彻底解决了沿岸水患问题。据《祥符县志》记载，该工程“耗资少、见效快、民心顺，皆赖乡约之组织协调之功”。
（四）文化教化的主导者
乡约与社学的结合，形成了“蒙学-乡约”的一体化教化体系：社学负责教授文字与基础礼仪（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礼），乡约负责深化道德教化，将“圣谕十六条”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约长定期到社学讲课，结合乡约中的真实案例讲解“孝顺父母、和睦邻里”的道理；社学学生则成为乡约的“宣传员”，将学到的乡约理念传递给家人，实现“以童蒙育民心”的效果。
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社学，将《钦定乡约条例》列为必修课程，要求学生每日背诵条文，并撰写学习心得；每月朔望讲约时，学生需上台分享心得，由约正点评。例如，有学生在心得中写道：“昨日见邻舍张奶奶独居无依，我帮她挑水砍柴，约正这是‘和睦乡里’的践行，我心中甚喜。”这种“学用结合”的模式，让道德教化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据《庐陵县志》记载，推行这一模式后，该县“童子皆知礼义，乡民皆守规约，讼狱之事逐年递减，民风日渐淳厚”。
四、官方化乡约的困境与调适：权力失衡与治理内卷
明代乡约的官方化虽大幅提升了治理效率，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官方权力的过度介入导致乡约的民间性逐渐弱化，乡绅与官府的权力博弈日益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乡约异化”现象，陷入治理内卷的困境。
（一）权力失衡：从“官民协同”到“官府主导”
随着乡约被全面纳入行政体系，官府逐渐掌握了乡约的绝对主导权：约长的选拔从“乡绅公推、官府备案”变为“官府直接任命”，且多任命退休官吏或官府亲信；讲约内容从“道德教化+地方规约”变为“单纯宣讲圣谕十六条”，禁止加入地方特色内容；乡约的奖惩措施也需经官府批准，约正失去了自主裁决权。这种变化使得乡约逐渐失去民间自治的灵活性，沦为官府的“附庸”。
北直隶顺府大兴县的乡约便是典型例证：该县约长由知县直接任命，且多为知县的亲信幕僚；讲约内容严格限定为《圣谕解义》（明代官方对“圣谕十六条”的权威解读），约正若擅自加入地方规约，便会被弹劾“违制乱法”；乡约调解的纠纷需逐字逐句上报官府审批，往往耗时数月，导致“纠纷拖成大矛盾”。据《大兴县志》记载，当地乡民抱怨：“乡约者，官府之口舌耳，非吾民之规约也，听之无益，不如不赴。”久而久之，乡民参与讲约的积极性大幅下降，乡约逐渐流于形式。
（二）乡绅的投机化：从“治理者”到“权力掮客”
部分乡绅利用担任约长的机会，勾结官府谋取私利：虚报赋税数额，侵占乡约经费；偏袒本宗族势力，打压其他宗族；甚至将乡约壮丁变为私人武装，欺压百姓。这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因当地乡绅势力强大，与官府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明世宗实录》中明确记载：“江南乡绅借乡约渔利者，所在多颖，足见该现象的普遍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苏州府吴县爆发“乡约贪腐案”：约长徐琨（内阁首辅徐阶的族弟）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乡约经费500余两（用于购置田产）；同时勾结知县虚报灾民数量，骗取朝廷赈济款300余两，全部私吞。案发后，徐琨被革职查办，当地乡约也因失去乡民信任而陷入瘫痪。据《吴县志》记载，此案导致“乡民不信乡约，讲约仪式无人参与，治安与教化功能皆废，盗贼复起，讼案激增”。更严重的是，此案引发连锁反应，江南多地乡绅效仿徐琨，利用乡约谋私，使得乡约的公信力大幅受损。
（三）治理内卷：形式化与实效性的背离
为应对朝廷的政绩考核，部分州县官将乡约变为“形式化工程”：只注重讲约仪式的排场（如搭建豪华约所、组织大量人员参与），不关心实际治理效果；约所建设追求“高大上”，却忽视规约的执行；甚至出现“雇人参加讲约”的现象——州县官花钱雇佣流民凑数，营造“乡民踊跃参与”的假象。这种形式化的乡约，不仅无法实现治理目标，反而加重了乡民的负担（需承担约所建设费用）。
湖广黄州府黄冈县知县为完成考核指标，强制要求乡民每月朔望必须参加讲约，缺席者罚款（每人每次罚铜钱五文）；讲约仪式耗时长达3时，内容空洞乏味（反复诵读《圣谕解义》），乡民苦不堪言。据《黄冈县志》记载，当地流传民谣：“乡约乡约，形式多多，实效寥寥，百姓受累，官府邀功。”更讽刺的是，该县因乡约形式化突出，被朝廷评为“乡约推行先进县”，知县得到擢升，而当地的治理问题却愈发严重：盗贼横行，宗族械斗屡禁不止。
（四）制度调适：官方与民间的再平衡
面对乡约官方化带来的困境，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与士大夫进行了一系列调适，试图重建“官民协同”的平衡，让乡约回归治理本质。
1. 下放权力，恢复民间自主性：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下令“乡约约长由乡绅公推、官府批准，不得直接任命；各地可在《钦定乡约条例》基础上，补充地方规约，报官府备案即可”。这一规定恢复了乡绅在乡约中的主导权，让乡约重新贴合地方实际。例如，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乡绅公推的约长结合当地“水乡多船户”的特点，补充“船户互助规约”（如船只遇险互相救援、货物运输诚信约定），使得乡约重新发挥实效。
2. 强化监督，规范乡绅行为：设立“乡约监察员”，由乡民推选代表担任（每约区2-3名），负责监督约长的行为与乡约经费的使用；监察员可直接向州县官举报约长的违规行为，若州县官包庇，可越级上报。隆庆三年（1569年），常州府无锡县约长因贪污经费被监察员举报，知县试图包庇，监察员直接上报应府，最终约长与知县均被查处，这一案例震慑了各地乡绅与官员，有效遏制了乡约贪腐现象。
3. 回归本质，剥离过度行政职能：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推邪一条鞭法”时，专门针对乡约发布规定：“乡约应以道德教化、矛盾调解为核心，不得过度介入赋税征收、治安缉捕等行政事务；赋税由里甲负责，治安由保甲负责，乡约仅协助配合。”这一规定剥离了乡约的过度行政职能，让其回归“教化与自治”的本质。例如，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剥离乡约的赋税职能后，约长专注于道德教化与矛盾调解，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当地民风改善，讼案减少30%。
4. 差异化推进，避免“一刀潜：朝廷认识到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差异（如北方宗族势力薄弱，南方宗族势力强大），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乡约模式：如北方直隶定兴县，因宗族势力薄弱，乡约直接与保甲结合，约长兼任保甲总甲，重点负责治安联防；而福建漳州府，乡约则与宗族祠堂深度绑定，约长由各族族长轮值，侧重宗族内部教化与跨宗族矛盾调解。这种差异化推进方式，避免了制度僵化，提升了乡约的适配性。
这些调适措施取得了显着成效：江南地区的乡约重新恢复了民间活力，乡绅与官府的权力博弈趋于平衡；华南地区的乡约与宗族结合更为紧密，治理实效性显着提升；北方地区的乡约则成为治安与教化的重要载体。据《明实录·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中期，全国乡约的形式化现象减少40%，乡民的参与度提升50%，乡约重新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
五、古今对照：明代乡约官方化的现代启示
明代乡约从“民间自治”到“官方化整合”再到“官民再平衡”的演变历程，为当代基层治理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提供了重要启示：如何在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的同时，保留民间自治的活力，实现“有效治理”与“基层活力”的双赢，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命题。
（一）治理整合的边界：避免“过度行政化”
明代乡约的官方化实践表明，国家对基层治理的整合必须把握合理边界，过度介入会导致民间活力的丧失，陷入“治理内卷”。这一教训对当代基层治理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当代推行的“村规民约”制度，明确强调“群众制定、群众执孝群众监督”，避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例如，浙江宁海县推邪村级微权力清单”，明确划定乡镇政府的职责边界——仅为村规民约制定提供政策指导与备案，不得干涉村规民约的内容制定与执行过程；村规民约的修订需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参会人数需达村民代表的2\/3以上，同意人数需达参会代表的半数以上），确保其民间属性。这种模式与明代后期“下放乡约权力”的调适思路一致，既保证了国家意志的传达（村规民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又保留了基层自治的灵活性。
（二）民间力量的吸纳：构建“共治联盟”
明代乡约与宗族制度的合流，本质上是国家对民间既有秩序的吸纳与整合，而非强行重构，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治理极具借鉴价值。当代基层治理应充分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民间力量，构建“政府+民间”的共治联盟，而非政府单打独斗。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社区共治委员会”，由街道办牵头，吸纳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代表组成，共同商议社区事务（如老旧区改造、垃圾分类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委员会的决策遵循“多数同意”原则，街道办仅负责协调资源与执行决策，不直接干预决策过程。这种模式与明代“官约统族约、族约辅官约”的治理格局相似，实现了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既保证了治理方向的正确性，又激发了民间的参与热情。
（三）治理功能的定位：回归“公共服务本质”
明代乡约的功能拓展虽在短期内提升了治理效率，但长期来看导致其偏离了“道德教化与公共服务”的本质，陷入治理困境。这一教训提示我们：当代基层治理组织应明确功能定位，避免承担过多行政职能，专注于公共服务与社会自治。例如，四川成都推行的“社区营造”项目，将社区居委会的职能严格限定为“公共服务提供（如养老、托育）、矛盾调解、文化建设”，剥离了原本承担的税收协管、治安巡逻等行政职能；这些行政职能由街道办下属的政务服务中心、派出所承担，社区居委会负责配合与反馈居民需求。这种分工模式与明代张居正“剥离乡约行政职能”的调适思路一致，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本质，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与实效性——成都的社区矛盾调解成功率从原来的70%提升至90%，居民满意度大幅提高。
（四）制度弹性的保持：允许“本土化创新”
明代《钦定乡约条例》虽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朝廷后期允许各地补充地方规约，保持了制度的弹性，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治理至关重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应留出空间，允许各地结合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避免“一刀潜。例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村规民约，融入了苗族的“榔规”、侗族的“款约”等传统规约，内容涵盖生态保护（如“禁止乱砍滥伐苗寨周边山林”）、民族团结（如“苗侗两族通婚者，村集体给予奖励”）、传统节庆传承（如“每年三月三举办芦笙节，全体村民参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村规民约，则结合白族的“本主信仰”，将“保护本主庙、传承扎染技艺”纳入规约。这些本土化创新，让村规民约更贴合当地实际，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治理效果事半功倍——黔东南州的村寨矛盾发生率下降50%，大理州的传统技艺传承率提升60%。这与明代乡约“统一文本+地方补充”的模式异曲同工，证明了制度弹性对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性。
六、结语：明代乡约“官民协同”的历史镜鉴
明代乡约的“官民协同”转型，是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从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心学驱动、民间主导”，到嘉靖新政的“官方整合、制度推广”，再到万历年间的“权力调适、回归本质”，明代乡约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共治”的道路，其经验与教训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刻镜鉴。
这一转型的核心启示在于：基层治理的关键是“平衡”——平衡国家权力与民间活力，避免国家过度干预扼杀民间自主性，也避免民间自治陷入无序状态；平衡统一制度与地方特色，既保证国家治理的整体性，又兼关方实际的差异性；平衡治理效率与治理公平，既追求治理目标的快速实现，又确保治理过程的公平公正，让群众真正受益。明代乡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未脱离“民本”核心：无论是民间主导还是官方整合，最终目的都是“安百姓、固邦本”；其困境则在于权力失衡与功能错位，而调适的过程，正是向“民本”核心的回归。
当代基层治理正处于“共建共治共享”的转型阶段，明代乡约的经验与教训尤为珍贵：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构建起既有序又有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从明代的乡约到今的村规民约，治理的形式在变，但“官民协同、共治共享”的核心不变，这正是传统治理智慧对当代的深刻启示，也是基层治理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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