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治智慧的辐射与变异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的陕西蓝田，秋霜初染渭水两岸。吕大钧站在宗族祠堂的台阶上，望着台下聚拢的乡邻，手中那卷仅千余字的《吕氏乡约》，墨迹还带着松烟的清香。谁也未曾想到，这部为化解邻里争地、宗族械斗而诞生的“民间私议”，会在百年间跨越山川阻隔，从关中平原蔓延至江南水乡、塞北边陲，甚至融入西南少数民族的寨落烟火，成为宋代基层治理的“活法典”。它的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文本复刻，而是士大夫以理念为舟、官方以制度为帆、民间以实践为水的共同推动，在不同地域的土壤中长出“核心不变、枝叶各异”的治理形态，更在千年后与当代基层治理形成奇妙的跨时空对话。
一、士大夫圈层的“理念接力”：笔墨间的治理火种
《吕氏乡约》的第一缕传播火种，并非来自朝堂诏令，而是源于宋代士大夫的精神共鸣。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催生了庞大的士人阶层，他们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下”的理想，却在王安石变法的动荡中，目睹了中央政令与乡土实际的脱节——国法虽严，却管不了邻里口角、耕牛借贷的“细故”；保甲法虽强，却止不住乡民因土地兼并而生的怨怼。当《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传到士大夫手中时，他们仿佛找到了践行儒家“仁政”的钥匙，这种“以民间之力补国法之阙”的治理思路，恰好契合了他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追求。
蓝田吕氏兄弟的社交网络，成为火种传播的第一通道。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既是“关学”的核心传承者，又在朝堂占据重要位置，其学术声望与政治影响力交织成一张覆盖全国的社交网络。吕大防官至宰相，在朝期间与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名臣过从甚密；吕大临作为张载最得意的弟子，与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书信往来频繁，时常探讨“乡闾治理”的路径。《吕氏乡约》制定后，吕大钧亲手誊抄三十余卷，分寄远方友人，在信中写道：“乡约者，非吕氏一家之约，乃下乡闾共守之规，愿与诸君共推之，以正风俗、安黎民。”
司马光在洛阳收到文本时，正忙于编纂《资治通鉴》，他连夜批注：“此约虽简，却能补国法之阙，正民风之本”，并在《司马氏书仪》中专门增设“邻里篇”，融入乡约“礼俗相交”的理念，将“邻里互助、患难相恤”纳入家族礼仪规范。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被贬居陕州，竟亲自仿照《吕氏乡约》制定《陕州乡约》，细化出“劝农桑、禁赌博、恤孤寡、解争讼”四大条款，要求“同约之人，每月聚于村学，讲论孝悌，调解纠纷”。陕州乡约推行仅一年，当地“盗匪渐息，邻里和睦”，时任陕州知州的范纯仁特意上书朝廷，盛赞其“简易可行，实乃基层治理之良策”。
士大夫的宦游之路，让治理火种跨越地域壁垒。福建将乐的百姓至今流传着“杨时置约安乡梓”的故事：北宋元佑年间，杨时出任将乐知县，刚到任就遇上三起宗族械斗，起因都是争夺灌溉水源。当地邵氏与廖氏宗族为了争夺金溪支流的用水权，已经争斗了数十年，甚至出现“白昼持械、夜焚庐舍”的惨剧。杨时想起恩师程颐推荐的《吕氏乡约》，便召集两族族长与当地乡绅，在县城开元寺的银杏树下彻夜长谈。他取出《吕氏乡约》抄本，逐字逐句讲解“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动情地：“同为桑梓之民，何因一水之利而结世仇？乡约云‘患难相恤’，如今旱灾将至，若能共用水源、互助耕作，方能共渡难关。”
最终，两族族长握手言和，共同参照乡约制定《沙县劝农文》，将“德业相劝”转化为“劝农桑、息争讼”，把“患难相恤”细化为“水利共用、农具互借、荒年互助”。杨时还亲自选定“约正”——由退休官员、乡绅、宗族长老组成三人议事组，每月初一在祠堂主持聚会，让乡民在宴饮中商议水利分配、调解矛盾。为了让乡约深入人心，杨时还组织学童传唱乡约歌谣：“乡约立，风俗正；邻里和，家业兴；水利通，五谷丰。”三年后，将乐县“无械斗之警，有互助之风”，金溪两岸的稻田连年丰收，邻县顺昌、泰宁纷纷效仿，乡约理念在闽北山区扎下根来。
印刷术的普及，则让这份理念走向更广阔的地。北宋中期，福建建阳的书坊主余仁仲发现，《吕氏乡约》的手抄本在士大夫间传阅甚广，甚至有乡民专程从百里之外赶来抄写，便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市场价值。他主动联系吕氏家族，获得刊印授权后，邀请学者加注解读，刊印了首部《吕氏乡约集解》。这部“建本乡约”采用通俗的白话文注释，配上插图，价格低廉，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从杭州的书铺到成都的集市，都能看到乡民争相购买的身影。余仁仲在序言中写道：“乡约乃百姓日用之规，当使农工商贾皆能通晓，故以浅白之言解之，愿下乡闾皆得此治世之方。”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讲学，对《吕氏乡约》进行增订，增加了“敬长上、恤孤寡、禁淫祠、戒奢侈”等条款，刊印后被称为“朱订乡约”。朱熹特别强调乡约的“可操作性”，将“过失相规”细化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三类，每类列举具体行为，如“借物不还”“宴集无节”“不事耕作”等，让乡民一目了然。浙江永嘉的士人叶适读罢“朱订乡约”，立即在温州推行，他结合当地“重商”的习俗，提出“商人守信、匠人守艺、店家守诚”的补充条款，规定“同约商人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违者逐出乡约，三年内不得参与集市贸易”。这一举措让温州的商业秩序大为改善，“温州货”因诚信而声名远播，乡约也从农耕社会成功延伸到商业市镇。
千年后的今，这种“理念接力”依然在上演。浙江安吉鲁家村的村支书朱仁斌，在整理村史时发现了清代抄录的宋代《山阴乡约》残卷，其职每月一聚、共议村务”“患难相恤、互助共赢”的记载，让他深受启发。2015年，鲁家村推邪村民议事会”制度，每月15日召集村民代表、乡贤、企业家聚会，商议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事务。为了解决“土地流转难”的问题，议事会参照乡约“互助合作”的理念，推出“土地入股、抱团发展”的模式，将村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让村民共享产业收益。如今的鲁家村，从一个“脏乱差”的普通乡村，变成了“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千万元。从宋代士大夫的书信往来，到当代村支书的村史研读，乡约所蕴含的“民间自治、协商共治”理念，在跨越千年的“理念接力”中，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二、官方的“制度吸纳”：从民间公约到治理体系
元符三年（1100年），陕西转运使李稷的奏章送到了宋徽宗的御案上。奏章中，他详细描述了蓝田乡约的实践成效：“推行三年，蓝田无盗、邻里和睦，赋税毕纳，狱讼减少大半，其效甚着”，并建议“下州县仿其制，以补保甲之不足”。此时，王安石变法后的保甲法虽强化了治安管控，却因“严刑峻法”“强制摊派”引发民怨，许多乡民为逃避保甲兵役，纷纷逃亡他乡，反而加剧了基层动荡。宋徽宗正愁找不到基层治理的平衡点，李稷的奏章恰好提供了答案——乡约以“自愿加入、道德约束、互助合作”为核心，既能化解民间矛盾，又能凝聚人心，与保甲法形成功能互补。
大观二年（1108年），一道圣旨传遍下：“仿蓝田吕氏乡约，建立乡约组织，以厚风俗、正人心。”这道诏令标志着乡约从“民间私议”正式升级为“半官方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确保乡约的有效推行，朝廷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一是明确地方官的推广责任，将乡约推行成效纳入官员考核指标，“推行得力者晋升，敷衍塞责者降职”；二是规范乡约的组织架构，规定乡约设“约正”“副约正”各一人，由地方官会同乡绅共同推举“德高望重、通晓礼义”之龋任，报上级官府备案；三是提供资源支持，允许乡约组织使用乡村祠堂、学校等公共设施作为议事场所，从地方财政中拨付少量经费，用于乡约聚会、奖惩等活动；四是明确乡约与国法的衔接，规定“轻罪由乡约劝诫，重罪禀官处置”，形成“乡约补国法之阙，国法为乡约后盾”的治理格局。
官方的制度设计，让乡约获得了更强大的推行力量。江苏苏州的知州晏敦复，接到诏令后立即行动，他召集属县官员与乡绅，在苏州府衙召开为期三日的议事会，逐条商议《苏州乡约》的条款。考虑到苏州是江南重镇，赋税繁重、商业发达，晏敦复在原版乡约基础上，增加了“催缴赋税、规范市场、兴修水利”等条款，明确“同约之人需按时缴纳赋税，不得拖欠；商人需公平交易，不得欺诈”。为了让乡约深入人心，晏敦复还下令将乡约条文刻在石碑上，立于县城入口、乡村路口与集市中心，让乡民“抬头可见、铭记于心”。如今，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的《苏州乡约碑》，依然清晰记录着“同约之人，遵守国法、践行乡约，违者轻则劝诫，重则禀官”的规定，碑文中还详细记载了乡约的执行流程：“每月朔日聚会，直月通报善恶，约正调解纠纷，乡绅监督执斜，成为宋代“国法与乡约互补”的实物见证。
地方官府的创造性实践，让乡约融入不同地域的治理需求。浙江温州知府洪迈推行乡约时，发现当地河网密布，水利纠纷频发，许多乡村因争夺水源而械斗不断。他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发现问题的核心在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用水分配无章可循”。于是，洪迈在乡约中专门增加“兴修水利、共用水源”章节，规定“各村共同出资修渠筑坝，按田亩多少分配水量，私占水源者罚谷五十石，用于水利修缮”；同时，设立“水利监督官”，由乡约直月兼任，负责记录用水情况、调解水利纠纷。这一举措化解了长期的水利矛盾，温州百姓自发在水渠旁立碑，刻上“乡约治水，惠及万民”八个大字。据《温州府志》记载，乡约推行后，温州的水利纠纷减少了七成，粮食产量连年增长，“旱涝保收，百姓安居乐业”。
四川成都府路的转运使赵开，则针对蜀地多山、盗匪猖獗的特点，将乡约与保甲制度深度结合，创新推出“乡约联防”模式。他规定“约正统领保甲巡逻队，每村设烽火台，遇盗匪则鸣锣示警，邻村需立即支援”；同时，在乡约中增加“防盗奖惩”条款，“捕获盗匪者赏银十两，怯懦退缩者记入恶簿，三年不得参与乡约福利”。为了提高乡民的防御能力，赵开还组织乡约组织开展军事训练，“每月朔望日，壮丁集中训练射箭、格斗之术”。这套模式推行仅两年，蜀地的盗匪便“不敢轻易犯境”，治安状况大为改善，百姓纷纷称赞“乡约联防，比官兵更可靠”。
到了南宋，乡约已成为全国性的基层治理制度。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宋时期，全国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均有乡约组织分布，仅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部分地区）就有乡约组织200余个，仅建康府（今南京）就有17个。乡约的治理范围也从最初的道德教化、纠纷调解，扩展到赋税征收、公益事业、灾害救济、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绍兴十三年（1143年），江南发生严重旱灾，建康府的乡约组织迅速行动，约正牵头募集粮食，设立12个粥棚，救助灾民近万人；同时，组织乡民开挖水渠，引水灌溉农田，帮助农户恢复生产。乾道七年（1171年），温州遭遇强台风袭击，房屋倒塌无数，农田被淹，乡约组织立即启动互助机制，“富户捐粮捐物，壮丁帮助重建房屋，妇女照料老弱病脖，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灾后重建，让百姓迅速恢复正常生活。
这种“官方引导+民间自主”的模式，在当代基层治理中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广东佛山南海区的“乡约+网格化”治理模式，便是对宋代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南海区借鉴宋代“约正”制度，在每个网格设立“网格长”，由党员、乡贤担任，负责收集民情、调解纠纷、宣传政策；同时，参照宋代“官方支持”的做法，政府为网格提供经费保障，建立“乡约积分制”，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公益事业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医疗服务等福利。为了解决“邻里矛盾调解难”的问题，南海区还成立“乡约调解委员会”，吸纳退休法官、律师、宗族长老等加入，参照宋代乡约“情理兼顾”的调解思路，既依据法律条文，又考虑乡土人情，调解成功率高达95%。从宋代的“诏令推斜到当代的“政策引导”，乡约在官方的制度吸纳中，始终保持着“民间自主”的内核，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共振。
三、民间的“实践创新”：地域土壤中的治理之花
南宋绍兴年间，山西大同的村民王老汉，拿着刚抄写的《云州乡约》，激动地对乡邻：“这下好了，以后盗匪来了，咱们有联防的规矩了！”此时的北方，正值宋金对峙的紧张时期，战乱频繁、盗匪横行，百姓深受其害。蓝田原版乡约职患难相恤”的条款，在北方乡民的实践中，被细化为“防盗联防、互助耕作、灾荒救济”等具体规则。乡约的传播，从来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民间根据地域特点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在北方的风沙、南方的烟雨、西南的山寨中，绽放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之花。
（一）北方地区：烽火中的互助与防御
北方地区作为宋辽、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治安防御与农业生产是乡村面临的两大核心挑战。山西大同出土的《云州乡约》，是北宋末年北方地区乡约的典型代表，其条款设计完全围绕“应对战乱、保障生存”展开。乡约明确规定：“各村设巡逻队，壮丁轮流值守，白日巡查田间，防止粮食被抢；夜间守卫村落，严查陌生人出入；遇盗匪、敌寇侵扰，立即鸣锣示警，邻村听到警报后，需在半个时辰内派兵支援，违者记入恶簿，取消其乡约互助资格。”
为了落实这一规定，云州乡民们自发行动起来：有钱的村民捐钱修建寨墙、挖掘壕沟，没钱的村民出工出力；乡约组织统一打造兵器，每户配备刀、棍、弓箭等防御工具；还在村落之间设立烽火台，约定“一寨举烟，诸寨响应”。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侵扰云州，攻破了周边多个无防御设施的村落，却在进攻王老汉所在的王家寨时遭遇顽强抵抗。当时，王家寨的巡逻队发现金兵后，立即鸣锣示警，同时点燃烽火台。半个时辰内，周边五个村寨的巡逻队纷纷赶来支援，乡民们凭借寨墙坚守，用弓箭、滚石打击金兵，坚守三日三夜后，终于等到官兵赶来支援，成功保住了粮食与家园。战后，乡约组织对表现英勇的乡民进行表彰，将其事迹记入“善簿”，并奖励酒食、布匹；对怯懦退缩者进行公开劝诫，责令其参与寨墙修缮作为补偿。
在农业生产方面，北方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多发，乡约的“农业互助”条款应运而生。陕西延安的《延安乡约》规定：“同约之人，耕作时人力、农具、耕畜可相互借用，不得收取费用；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乡约组织牵头统计受灾情况，富户捐粮，壮丁互助耕作；设立‘救荒仓’，每年秋收后，每户缴纳一斗粮食存入仓中，荒年时按人口发放，保障基本生活。”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延安遭遇特大旱灾，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乡约组织立即启动救荒机制，打开“救荒仓”，向村民发放粮食；同时，组织乡民开挖水渠，引黄河支流灌溉农田；还联系周边未受灾的乡村，以物易物，用当地的皮毛、药材换取粮食。在乡约的互助机制下，延安乡民成功渡过难关，没有出现饿殍遍野的惨状。
如今，这种“互助防御、协作发展”的智慧，在北方基层治理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内蒙古通辽市的嘎查（村），借鉴宋代乡约的联防制度，推邪邻里互助组”模式，将10户人家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名组长，负责治安巡逻、防火防盗、应急救援。每年冬季，草原干物燥，防火压力大，互助组便轮流巡逻，一旦发现火情，立即组织组员扑救；遇到暴雪等自然灾害，互助组相互帮助清理积雪、转移牲畜。在农业生产上，通辽市的村民成立“农机合作社”，借鉴宋代“耕畜互借”的理念，村民共同出资购买大型农机设备，统一调度使用，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耕作效率。从宋代的“寨堡联防”到当代的“邻里互助组”，从“耕畜互借”到“农机合作社”，乡约中的互助理念，在北方的土地上不断传承与创新。
（二）南方地区：宗族与商业交织中的治理智慧
南方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宗族势力强大，商业活动频繁，乡约在这里呈现出“宗族协同、商业规范”的鲜明特点。福建泉州的《晋江乡约》，是“族规乡约一体化”的典范。晋江地区宗族林立，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家训族规，但缺乏统一的地域治理规则，时常因土地、水源等问题发生宗族械斗。《晋江乡约》的制定，正是为了整合宗族力量，形成地域治理合力。乡约规定：“同约之人，以宗族为单位加入乡约，宗族领袖兼任约正或副约正；乡约聚会在宗族祠堂举行，奖惩与宗族祭祀挂钩，善行者在祭祀中受表彰，恶行者被剥夺祭祀资格；宗族内部纠纷先由乡约调解，不得擅自械斗。”
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宗族的血缘纽带，降低了乡约的推行成本。南宋绍兴年间，晋江陈氏宗族与林氏宗族因一块宅基地产生纠纷，双方族人手持棍棒对峙，眼看就要爆发械斗。乡约约正陈德明与副约正林文轩立即赶到现场，按照乡约规定，将双方族长请到祠堂调解。约正引用乡约“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动情地：“陈氏与林氏世代为邻，婚丧嫁娶相互协助，如今怎能因一块宅基地结仇？乡约云‘邻里和睦，家业兴旺’，若械斗发生，两败俱伤，得不偿失。”随后，约正组织双方族人共同商议，最终达成协议：宅基地归两族共同所有，改建为宗族祠堂的附属广场，供两族子弟读书、议事使用。这场纠纷的和平解决，让乡约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晋江地区的宗族纷纷加入乡约，形成“宗族抱团、地域共治”的治理格局。
对于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乡约则增加了“诚信经营”的条款，规范市场秩序。苏州的《吴县乡约》针对江南市镇商业繁荣、商人云集的特点，专门设立“商业篇”，规定“同约商人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买卖交易需明码标价，不得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商人之间如有纠纷，先由乡约组织调解，不得擅自争斗或告官”。南宋时期，苏州阊门的商人张某，在售卖丝绸时以次充好，被消费者举报到乡约组织。约正立即召集乡绅、商人代表对张某进行约谈，张某起初拒不承认，约正便拿出乡约条文，告知其“若拒不整改，将被逐出乡约，三年内不得参与苏州集市贸易”。张某深知“乡约声誉”对生意的重要性，立即向消费者道歉，退还货款，并承诺今后诚信经营。此后，张某严格遵守乡约，生意越做越大，还被乡约组织评为“诚信商人”，成为其他商饶榜样。这种“民间约束”的商业规范，与官方的“市易法”相互补充，共同维护了江南地区的商业秩序，让江南市镇成为宋代最繁荣的商业区域。
当代江南的基层治理，依然延续着这种智慧。浙江义乌作为“商品之都”，借鉴宋代乡约的商业规范，推邪商户诚信积分制”，将诚信经营、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高的商户可享受贷款优惠、摊位优先租赁、政府采购优先合作等福利；积分低的商户则被列入“失信名单”，进行约谈整改，整改不合格者将被逐出市场。为了强化监督，义乌还成立“乡约诚信监督委员会”，由消费者代表、行业协会、退休干部组成，定期对商户进行检查评分。在这种制度激励下，义乌商户的诚信意识显着提高，“义乌商品，诚信下斜的口碑传遍全国。福建莆田的乡村，则建立“宗族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制度，宗族理事会传承家风家训，调解宗族内部纠纷；村民议事会商议村务、制定村规民约，二者相互配合，既发挥了宗族的血缘纽带作用，又保障了村务的公开公正，化解了不少长期积累的矛盾。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中的文化融合
宋代西南、岭南地区，汉族与苗族、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乡约在这里的传播，没有采取“一刀潜的模式，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形成了“汉族理念+少数民族特色”的治理模式，成为“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的纽带。贵州的《播州乡约》，由播州土司杨粲主导制定，是南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约的典型代表。杨粲深知，播州作为汉族与苗族、彝族杂居之地，治理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此，《播州乡约》既借鉴了《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核心宗旨，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
乡约明确规定：“汉夷之民，同为大宋子民，相互尊重、互助友爱；不得因种族差异而争斗、歧视；汉族村民需尊重少数民族的祭祀习俗，少数民族村民需遵守汉族的礼义规范；如有民族纠纷，需由乡约组织与土司、寨老共同调解，以和平方式解决。”为了让乡约深入人心，杨粲还组织人将乡约条文翻译成苗族、彝族语言，刻在石碑上，立于少数民族村寨的入口处；同时，规定乡约聚会时，汉族与少数民族村民共同参与，品尝彼茨特色美食，跳民族舞蹈，增进相互了解。南宋嘉定年间，汉族村民李某与苗族村民王某因山林权属产生争执，李某认为王某的族人砍伐了自己山林的树木，王某则辩称山林是苗族村寨的传统狩猎场。双方族人闻讯后，纷纷手持棍棒赶到现场，眼看就要爆发冲突。约正与苗族寨老立即赶到，按照乡约规定，组织双方代表共同勘察山林边界，查阅历史记载，最终确认山林为两族共有，约定“汉族村民可在山林砍柴，苗族村民可在山林狩猎，不得相互干涉”。这场纠纷的和平解决，让两族村民认识到乡约的公平公正，此后，汉族与苗族村民通婚、互助的现象越来越多，和睦相处成为常态。
在文化融合方面，乡约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的《邕州乡约》将壮族的“寨老制度”与乡约的“约正制度”有机结合，规定“寨老兼任副约正，参与乡约议事与纠纷调解”，既尊重了壮族的传统治理方式，又融入了汉族的乡约制度。乡约还将壮族的“三月三”歌圩、汉族的“重阳节”敬老活动纳入“礼俗相交”条款，鼓励各族村民共同参与。每年三月三，邕州的汉族与壮族村民齐聚河畔，唱山歌、抛绣球、互赠礼物；重阳节时，各族村民共同为老人祝寿，分享美食，增进民族感情。这种“文化融合”的治理模式，让乡约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得到了各族村民的广泛认同。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进攻邕州，汉族与壮族村民正是依靠乡约的互助机制，联合抵抗元军。壮族村民熟悉山地地形，负责侦察敌情、设置埋伏；汉族村民擅长制作兵器、修筑防御工事；各族村民轮流守城，相互支援，坚守城池三个月之久。城破后，各族村民依然顽强抵抗，谱写了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壮丽篇章。如今，这种“文化融合、民族团结”的智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依然闪耀。贵州黔东南的苗族村寨，推邪寨老+村规民约”制度，寨老负责传承苗族文化、调解纠纷，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其职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条款，与宋代《播州乡约》一脉相常为了保护苗族的传统手工艺，村规民约还规定“年轻村民需向老艺人学习银饰制作、蜡染技艺，不得擅自放弃”；同时，鼓励汉族游客参与苗族的民俗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广西壮族的乡村，则在村规民约中融入“三月三”民俗活动，规定“每年三月三举办民族文化节，各族村民共同参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这些实践，既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又促进了民族团结，让乡约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跨时空的对话：乡约智慧的当代回响
从陕西蓝田的千余字文本，到覆盖全国的乡约文化网络，《吕氏乡约》的传播与变异，本质上是传统治理理念与地域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所蕴含的“民间自治、协商共治、因地制宜、互助友爱”等智慧，不仅塑造了宋代的基层治理格局，更在千年后与当代基层治理形成了深刻的跨时空对话。
宋代乡约“核心宗旨不变、具体条款因地制宜”的传播特征，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如今，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差异巨大，“一刀潜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实际需求。陕西蓝田县作为《吕氏乡约》的发源地，深度挖掘乡约文化资源，推邪乡约积分制”，将遵守公序良俗、参与公益事业、孝敬父母、邻里互助等行为量化为积分，村民可凭积分在村里的“乡约超时兑换生活用品、医疗服务、子女教育补贴等福利。为了让积分制更贴合当地实际，蓝田县还根据不同村庄的特点调整积分条款：山区村庄增加“生态保护、森林防火”积分项，平原村庄增加“农业互助、粮食生产”积分项，城镇周边村庄增加“文明经营、志愿服务”积分项。积分制推行后，蓝田县村民的文明素养显着提高，邻里纠纷减少了80%，公益事业参与率提升了60%，成为“古为今用”的典范。
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村寨，则在村规民约中融入东巴文化，将“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具体条款。纳西族世代居住在玉龙雪山脚下，有着“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当地村规民约规定：“不得砍伐古树、不得捕杀野生动物、不得污染溪流；游客进入村寨需遵守环保规定，不得乱扔垃圾；村民需轮流参与村寨环境保洁，违反者将被取消参与东巴祭祀的资格。”这些条款既保护帘地的生态环境，又传承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让丽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生态旅游的标杆。
宋代乡约“士大夫引领、官方支持、民间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也为当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提供了历史参照。如今，许多乡村推行的“党建引领+乡贤助力+村民参与”模式，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浙江德清的“乡贤参事会”，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文化名人、宗族长老等乡贤参与村务决策、调解纠纷、发展产业。乡贤们凭借自身的人脉、资源和威望，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退休干部发挥政策优势，帮助村里争取项目资金；企业家利用商业资源，引进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文化名人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政府则通过政策支持、资源保障，为乡贤参事会提供办公场所、经费补贴，将乡贤参事会的建议纳入村务决策程序。村民通过村民议事会、村规民约，主动参与自治实践，对乡村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下，德清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涌现出一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
从宋代的《吕氏乡约》到当代的村规民约，从蓝田的“民间实验”到全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乡约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在跨越千年的时光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基层治理既要坚守“以民为本、公平公正”的核心宗旨，又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充分尊重民间的智慧与创造力；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又要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热情，形成治理合力。在当代基层治理的探索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吕氏乡约》中汲取智慧，将传统治理理念与现代治理技术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地域实际的基层治理体系。
从关中平原到江南水乡，从塞北边陲到西南山寨，乡约的智慧如同一颗颗种子，在不同的地域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枝叶繁茂的治理之树，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历史滋养。这种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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