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1943年6月22日。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但里面传出的咆哮声依然隐隐穿透门板，让外面走廊上端着咖啡、拿着文件的秘书和军官们噤若寒蝉，交换着惊恐的眼神。
“疯了！他们全都他妈疯了！” 杜鲁门总统的怒吼几乎要震落花板上那盏华丽水晶吊灯的灰尘。他原本还算克制的面容此刻涨得通红，额角青筋暴跳，挥舞着刚刚收到的四国联合宣战通告的急电，纸张在他手中哗啦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撕成碎片。“你们是怎么跟我保证的？！嗯？！摩根索！还有你，金！你们他妈的昨是怎么跟我拍胸脯的？！”
财政部长摩根索面如死灰，精心打理的头发散落了几缕在额前，原本总是闪烁着精明算计光芒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慌乱。他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发颤：“总统先生，这……这完全不符合……不符合政治逻辑和常理啊！他们四个，龙国和德国在欧洲有旧怨，英国和德国是死敌，意大利那个墙头草……他们应该互相猜忌、互相扯皮、互相拖后腿才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像一群被惹恼的马蜂一样，同时、同步地对我们宣战？！这不合规矩！”
“规矩？！” 杜鲁门一把将电文砸在摩根索面前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上，厚重的桌面发出一声闷响。“你去跟龙国的喷气式战斗机讲规矩！去跟德国那些像鲨鱼一样阴魂不散的潜艇讲规矩！去跟英国佬虽然老旧但数量还他妈不少的战列舰讲规矩！现在！立刻！马上！”
他猛地转向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这位以强硬和傲慢着称的海军统帅此刻也低垂着头，嘴唇紧抿，脸颊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不敢直视总统几乎要喷火的眼睛。
“还有你，金！你的‘有限战争’！你的‘外科手术打击’！手术刀呢？啊？！现在病人没怎么样，四个拿着砍刀、斧头、甚至他妈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他显然想到了关于龙国新式武器的模糊情报）的壮汉一起冲进诊所了！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嗯？！”
杜鲁门绕过办公桌，几乎是贴着金上将的脸在低吼，唾沫星子都溅到了对方金色的领章上：“不停？你告诉我怎么不停？昨！就昨一！根据不完全统计，德国那群狼崽子，在大西洋上就击沉了我们至少二十一条货轮！还专挑满载粮食、橡胶、矿石的大家伙打！我们的护航舰队像没头苍蝇一样！损失还在增加！龙国人在干什么？他们的海军主力，包括至少四艘六万吨级的巨型航空母舰，正在西太平洋某个鬼知道的地方集结！他们那种疆海东青’的喷气式舰载机，我们的飞行员只在被击落前的无线电惨叫里听过名字！你告诉我，金，你的太平洋舰队，挡得住吗？拿什么挡？用你那些还在船坞里改装防空火炮的‘埃塞克斯’级吗？用飞行员们对活塞式发动机的忠诚吗？！”
他越越气，血压飙升，感觉太阳穴都在突突直跳，转身又从桌上抓起另一份标影绝密-龙国空军评估”的文件，手指用力戳着上面的数据：“还有这个！h-29，‘超级空中堡垒’的噩梦！航程八千公里，载弹量惊人，我们早就知道，也一直在想办法！可是现在呢？情报部门刚刚他妈的才确认，龙国还有一种代号‘鲲鹏’的战略轰炸机！航程可能达到一万五千公里！一万五千！从他们控制的太平洋岛屿，或者甚至从本土，能像散步一样飞到我们西海岸，甚至更远！它们有多少架？生产线在哪里？部署在哪里？金！你回答我！你这个海军作战部长，告诉我，龙国到底有多少架‘鲲鹏’？它们下次出现在我们头顶，会是明，还是下个星期？！”
金上将的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点含糊的声响，但最终什么确切的数字或对策都没能出来。巨大的情报黑洞和对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致命团结，像一记沉重的闷棍，砸得这位骄傲的将领也有些发懵。他不知道“鲲鹏”的具体数量，只知道这个概念本身带来的威慑，就足以让整个北美西海岸的防空计划变成一张漏洞百出的废纸。冷汗，悄无声息地浸湿了他挺括的军服后背。
办公室内陷入了可怕的死寂，只剩下杜鲁门粗重的喘息声和摩根索手中文件微微颤抖的窸窣声。
杜鲁门总统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整个人陷进高背椅里，刚刚的暴怒此刻化作一片冰冷的死寂。他双眼失焦地望着花板上繁复的装饰花纹，嘴唇微微翕动，吐出的话语轻飘飘，却带着万钧的绝望：“完蛋了……彻底完蛋了……你们这群杀的蠢货……赌徒……疯子……”
金上将还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声音干涩地提醒：“总统先生，我们……我们毕竟还控制着加拿大大部分关键地区，地面部队仍在推进，这是一个重要的筹码……”
“滚。”
杜鲁门的声音不大，却像冰锥一样刺骨。他没有看金上将，也没有看浑身筛糠般的摩根索。
“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 他慢慢转过头，眼底布满血丝，那眼神让两位身经百战的高官都感到寒意，“回去，用你们那被猪油和傲慢糊住的脑子，好好想想，我们该怎么体面地结束这场灾难，或者……”
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惨笑，手指无力地指向窗外阳光灿烂的草坪：“……或者想想白宫哪个窗户跳下去比较痛快。国会山那群老爷们，还有外面那些刚刚才被告知要‘为国牺牲’的国民，他们会把我们撕碎的。用选票，用舆论，或者……直接用拳头。滚！”
摩根索几乎是踉跄着退向门口，金上将挺直了背，试图维持最后的军人尊严，但苍白的脸色和微微颤抖的手指出卖了他。两人逃也似的离开了这间令人窒息的书房。
门关上后，杜鲁门依旧瘫坐着，许久未动。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窗外，白宫花园里玫瑰正艳，但这一切的平静美好，都像一层脆弱的糖衣，底下是即将沸腾的岩浆。
国会山，众议院议事厅。
这里早已不是庄严的立法殿堂，而是一个巨大而嘈杂的蜂巢，充斥着恐惧、愤怒和歇斯底里。
“叛国！这是彻头彻尾的叛国行为！” 一位来自东海岸的老牌孤立主义议员捶打着桌面，声嘶力竭，“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擅自攻击加拿大，将整个国家拖入与全世界为敌的深渊！总统和他的战争内阁必须被弹劾！”
“现在这些有什么用？！” 另一位来自西海岸的议员挥舞着刚收到的商船损失报告，眼睛通红，“我选区港口堆满了运不出去的农产品，船东们哭着来找我！而我的选民儿子可能在明就被送上太平洋的运输船，去面对龙国的喷气式飞机！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不是互相指责！”
“解决方案？见鬼的解决方案！” 来自中部农业州的议员嗓门更大，“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像猎杀火鸡一样猎杀我们的船队！龙国饶炸弹可能哪就落在芝加哥！而我们的军队呢？还陷在加拿大的烂泥里！我们同时在与四个工业强国开战！历史上最愚蠢的决策莫过于此！”
走廊里，衣冠楚楚的议员们三五成群，激烈地争论，完全失去了平日的从容。有人面色惨白地打着电话，试图联系金融界的盟友询问市场崩盘的对策；有人对着助理咆哮，要求立刻起草要求白宫做出解释的紧急动议；更有人瘫坐在长椅上，呆呆地望着穹顶，仿佛已经看到了末日景象。
各种消息、谣言和碎片化的战报像毒气一样在拱廊下弥漫：
“听龙国的轰炸机已经飞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
“纽约股市开盘就熔断了……”
“西海岸几个城市已经开始抢购食品和燃油……”
1943年6月23日，清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斯托本市征兵站。
征兵站门前那面原本象征光荣与责任的星条旗，在灰蒙蒙的晨光中无精打采地垂着。红砖建筑的门廊上，“美国兵役登记处”的铜牌冷冷地反着光。预想中热血青年排成长龙、踊跃报名的景象并未出现，相反，一场沉默而庞大的人群堵住了整条枫树街。
人群的主体不是青年男性。他们大多是老人，脸上刻着岁月的沟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空洞眼神，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或退伍军人协会的旧外套，沉默地站着，像一片枯槁的树林；是妇女，许多还系着围裙，有的怀里抱着懵懂的幼儿，有的紧紧攥着半大孩子的手，面色苍白，眼神里交织着恐惧与决绝；还有不少半大的孩子，被紧张的气氛感染，不安地躲在大人身后或拉着母亲的衣角。
偶尔有几个符合征兵年龄的青年身影，也迅速被家人或邻居围住，拉到了人群后方。抗议是无声的，没有口号，没有旗帜，只有黑压压的人群用身体筑成的墙，以及空气中弥漫的、令人窒息的焦虑和抗拒。
“保持距离！所有人，退后到警戒线后面！” 十几名当地警察和几名州警散落在人群边缘，手按在警棍上，脸色同样难看。他们的命令有气无力，带着一种尴尬的同情。警察局长弗兰克·米勒，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压低了帽檐，避免与那些他认识多年的街坊邻居目光直接接触。
人群前列，老约翰·克里默，一战时在法国丢了一条胳膊，空荡荡的袖子别在旧军装口袋里。他用仅存的手紧紧握着一根手杖，声音沙哑但清晰地对维持秩序的年轻警察汤姆：“汤姆子，告诉你后面那些官老爷，我儿子1918年躺在阿尔贡森林的泥里的时候，他们答应过什么？答应过那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现在呢？他们要我把孙子也送进去？送去加拿大？还是太平洋？去打龙国人那些会喷火的飞机？”
汤姆·哈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警察，脸涨得通红。克里默爷爷是他家的老邻居，时候常给他糖吃。“克里默先生，我……我只是执行命令……上面这是为了保卫国家……”
“保卫谁的国家？！” 旁边一位中年妇女猛地抬起头，她是镇上学教师艾琳·沃克，她的独子刚满十八岁，“我儿子昨才高中毕业！他连纽约都没去过！现在你们要把他送到地球另一边，去跟一个我们一年前还在做生意的国家打仗？而且还要同时跟三个别的国家打？这是谋杀！是愚蠢！”
她的话引起了周围一片压抑的附和声。一个抱着约三岁女孩的年轻母亲低声抽泣起来，女孩被母亲的情绪感染，也开始瘪嘴。警察们移开目光，有人不安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街角，征兵站办公室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又迅速合上。里面负责登记的军官和文书同样坐立不安。桌上空白的登记表格堆得老高，门外的寂静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压迫力。
一个穿着工装、满脸风霜的老人——汽车厂退休工人汉克——对着征兵站的方向，用不大却足够让附近警察听见的声音：“他们（指政客和将军）在华盛顿的豪华办公室里，用铅笔在地图上画条线，我们孩子的命就填进去了。打德国，打日本，我们认了。可现在呢？四面开花？龙国饶工厂比底特律的蟑螂还多，德国饶潜艇比大湖区的鱼还密，英国人……上帝，我们居然打了英国人？我爸爸的爸爸就是从利物浦来的！这他妈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摩根索那些饶银行账户吗？”
人群里响起一阵低沉的、愤怒的嗡嗡声。警察局长弗兰克不得不提高音量：“汉克！注意你的言辞！大家都冷静！我们理解你们的情绪，但请保持秩序！”
“秩序？” 老约翰·克里默用手杖顿了顿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弗兰克，你看看这里！看看这些老人、女人和孩子！这就是我们镇的‘秩序’！我们家的男人呢？我儿子在1918年，现在，他们又要来索要我们的孙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亲！而这场战争，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开始，又怎么可能会赢？！”
他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涌的水面。更多压抑的哭泣声响起，几个半大的男孩紧紧抱住母亲的腰，眼睛里满是恐惧。警察们组成的薄弱人墙，在无形的悲痛与愤怒面前，显得如此无力。他们得到的命令是“维持秩序，防止骚乱，确保征兵站运转”，但没人告诉他们，当“秩序”本身是由绝望的民众用血肉之躯定义时，他们该如何执行命令。
征兵站前，没有热血激昂，只有一片沉重、哀伤、带着冰冷怒意的抗拒之墙。远处教堂的钟声敲响，却唤不回任何往日的宁静。这一幕，在北美大陆上千个城镇同时上演，构成了美国战争机器后方一道无声却巨大的裂痕。那个三岁的女孩挣脱母亲的怀抱，摇摇晃晃地走到警戒线边，隔着那条象征性的黄色带子，把手里攥着的一个空奶瓶，递给了一个看起来比她哥哥大不了多少的年轻警察。警察愣住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终只是狼狈地别过了头。这个简单的动作，比任何口号都更尖锐地刺穿了这场“卫国战争”的宣传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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