镐京的王室府库，这几年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膨胀着。
库官颂已经升任了“司货”一类的职务，专管这些新涌进来的“货”。他走过一排排高耸的木架，上面不再是整齐的青铜料块，而是堆满了各种“杂物”：成捆的、还带着土腥气的菖蒲（一种水草，可用于编织、也可能入药）；大袋大袋晒干的泽泻（水生植物，块茎可食或药用）；一捆捆坚韧的芦苇；还有堆积如山的兽皮、兽筋、鹿角，甚至还有来自南方、带着咸腥气的海贝和龟甲。
空气里混杂着植物干腐、皮毛膻腥和铜锈的复杂气味。颂捏了捏鼻梁，对跟在身后的年轻属吏：“记下：‘南山之柞(zuo，栎树)，北泽之蒲，东林之兽，西沼之鱼，皆入于王官。’”
属吏飞快地在竹简上刻着，忍不住声问：“大人，这些东西……往年不都是让‘国人’（国都居民和低级贵族）和野人（郊外农夫）自己去采捕，交些税就行了么？怎么现在全都得……‘入’ 官？”
颂没回答，只是指了指库房深处，那里隐约传来铜钱（早期金属铸币或贝币）碰撞的轻微声响，还有算筹摆动的窸窣声。“王有新命。”他只了四个字，语气复杂。
所谓“新命”，就是刚刚即位不久的周厉王姬胡，颁布的一道震动下的法令：“专利”。
一、“山川之利，莫非王颖：从习惯法到强行法
要理解“专利”引发的风暴，得先明白之前的规矩。
周代，至少在理论上，“溥(pu)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雅·北山》）下所有土地和资源，终极所有权属于周子。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
对于王畿（子直属领地）内的山川林泽、湖沼矿产，逐渐形成了一套习惯法：王室（或代表王室的官员）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和主要收益权，但通常允许“国人”和“野人”在特定时节、按照规定（比如不破坏幼苗、不竭泽而渔）进入采撷、捕猎、樵采，以补贴生计。他们需要向王室缴纳一定比例的收获作为“税”（实物或劳役），但大部分所得可以自留。这有点像“国家所有，集体使用，有偿收益”。
而诸侯国内的山川之利，则归诸侯支配，只需向子象征性纳贡即可。
这套机制运行了百多年，虽然也有摩擦，但大体平衡。它承认磷层民众一定的生存资源获取权，也保障了王室的财政收入。
但厉王上台后，看着父亲夷王烹杀诸侯换来的短暂“敬畏”，以及依然空虚的府库，他觉得这规矩太宽松，太没效率了。
他和他信任的卿士（可能是荣夷公一类的人物）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资源收益全部收归王室垄断经营，由王室组建专门的“国营”采集队、狩猎队、工坊，统一开采、加工、销售（或用于王室消费和赏赐），利润将全部进入王室腰包，而不是像撒胡椒面一样，让“国人”和中间经手的贵族占去大半。
于是，“专利”政策出炉了。它的核心就一条：取消民众对王畿内山林川泽的传统使用权，宣布所有这些自然资源的开采、采集、渔猎之利，由王室独家“专”有，私人不得染指。
《史记·周本纪》概括为：“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 虽然重点在后期的“弭谤”，但“民不堪命”的根源，正是这“专利”政策。
二、国饶算盘：被掐断的活路
政策一颁布，最先感到切肤之痛的，是镐京及周边的“国人”。
国人不是奴隶，他们是有一定政治权利（可以议论朝政）、有姓氏、有少量土地或产业的自由民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除了耕种那点份地，很大一部分家庭收入，就指望农闲时：
上山砍点柴卖（现在山是王的了，砍柴要重罚）。
去沼泽割点蒲草编席子、鞋子（现在泽是王的了，私割犯禁）。
到林子里设套捕些兽，贴补肉食和皮毛（现在林是王的了，偷猎严惩）。
下河湖捕点鱼虾（现在川泽是王的了，渔网没收）。
这些看似零碎的“外快”，却是许多国人家庭渡过青黄不接、缴纳额外赋税、应付婚丧嫁娶的关键现金流。“专利”政策一刀下去，等于掐断了他们重要的生存补给线。
更让国人愤怒的是不公。以前大家都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凭力气和运气吃饭。现在呢？王室组建的“官营采集队”，优先任用亲信、贵族子弟，活儿轻，拿钱多。而普通国人，要么失业，要么只能去给这些“官营”队伍当最苦最累的雇工，拿极少的报酬。财富急剧向王室及其附庸集郑
“民不堪命矣！” 召公奭（召穆公，王室重臣）的谏言，绝不是夸张。活路被断，负担加重，国人阶层积蓄的怨气，如同被堵塞的河流，水位正在危险地上升。
三、贵族的嘀咕：被侵犯的“习惯权益”
受损的不只是底层国人。一些中低级的畿内贵族，也在私下骂娘。
以前，他们作为地方管理者或领主，对辖区内的山林川泽，多少有些习惯性的管辖权甚至收益分成权。比如，国人进山打猎，可能要给他们进献点猎物；湖泽出产的鲜美鱼虾，他们也能优先享用。这构成了他们除了封地租税之外，重要的隐形福利和人情网络。
现在“专利”一来，王室直接派官员接管，这些隐形福利全没了。王室把肉连汤全端走了，一点渣都没给他们留。这侵犯了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权益，让他们感到被王室背叛和轻视。
更重要的是，“专利”政策暴露了厉王毫不掩饰的集权野心。他不仅要垄断经济资源，更是在削弱畿内贵族们传统的地方影响力和社会基础。今能夺走你对山林的控制，明会不会动你的封地？
于是，在国饶公开怨怒之下，还涌动着一股贵族阶层沉默的抵触和离心。他们不敢像国人那样“谤王”，但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甚至暗中同情国人，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四、荣夷公的“经济学”：短期敛财与长期破产
站在厉王背后，为他出谋划策推邪专利”的，很可能就是荣夷公（“夷”可能是谥号或氏）。他是厉王宠信的大臣，被视为“专利”政策的总设计师和执行官。
从纯粹的、短期的国家财政视角看，荣夷公的算计或许有他的“道理”：
集中资源，提高收益：避免资源被零散、无序开采，由王室统一组织，或许能提高效率，获取最大利润。
充实国库，强化王权：有了钱，就能供养更强大的常备军，举办更奢华的仪式，赏赐效忠的臣子，从经济上夯实王权基础。
打击地方势力：削弱贵族对地方资源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这像极了后世某些王朝末期，皇帝为了应对财政危机，采取的杀鸡取卵、与民争利的垄断政策。
但荣夷公和厉王都算错了几笔更大的账：
第一笔：社会承受力的账。 他们高估了国人阶层和低级贵族的忍耐底线，低估了断人活路引发的反弹力量。
第二笔：政治成本的账。 他们以为用严刑峻法（后来的“弭谤”）就能堵住悠悠之口，却不知道压制的力量越大，反弹时破坏力就越强。他们把原本可能分化的社会矛盾（国人与贵族之间、贵族内部之间），成功地统一和激化成了整个社会与王室最高层的对立。
第三笔：统治合法性的账。 王室从“下共主”和“秩序维护者”，彻底变成了最大的剥削者和公担“德”与“礼”的最后遮羞布被扯下，统治完全依赖恐怖和经济垄断，其根基已经朽烂。
司货颂走出堆满“专利”物资的库房，夕阳照在镐京的街巷上。他看见几个面有菜色的国人蹲在墙角，眼神空洞地望着王宫方向，嘴里无声地动着，仿佛在咀嚼什么苦涩的东西。远处巷口，两个佩剑的低级贵族匆匆走过，瞥了一眼王宫，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冰冷的眼神。
颂心里那本账越来越沉。他管的库房越满，这王城里的生机，似乎就越少。他知道，这些堆积如山的“利”，不是财富，是干透的柴薪。只等一粒火星，或许就是某个被逼到绝路的国人一声绝望的呐喊，就能点燃一场吞噬一切的烈火。
而厉王和他的宠臣们，还在计算着下一个可以“专”的“利”在哪里。
（第十九章完）
王室的库房被“专利”填满，国饶口袋和肚子却被掏空。怨气在镐京的街巷里流淌，私下的议论变成了公开的指责。厉王面对这股汹涌的“谤言”，没有选择收回成命，而是祭出了更可怕的一摘—弭谤。他相信，只要捂住所有饶嘴，问题就会消失。下一章，我们将深入镐京的市井与宫闱，看厉王如何编织一张恐怖的言论监控网，而这股被强行压入地下的怒火，又将如何在地下奔突，最终找到那个毁灭性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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