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上回到，成汤在亳地落下了一子，建起了他“革命”大业的总指挥部。地盘有了，粮草可以慢慢攒，军队也能逐步练，可成汤心里清楚，眼下最缺的，不是这些硬家伙，而是一个能帮他看清下棋局、走对每一步路的“大脑”。
这“大脑”还真就让他给等来了，而且来的方式，出人意料。
他不是被八抬大轿请来的名士，而是跟着一队嫁妆，以“媵（ying）臣” 的身份，被送到成汤面前的。所谓“媵臣”，就是诸侯嫁女时，陪嫁过去的奴仆。这身份，可以是低到泥土里了。这个人，就是伊尹。
关于伊尹的出身，《史记·殷本纪》给了两个法。一他是有莘国（今山东曹县一带）的隐士，成汤听他贤能，派人去聘了五次，他才肯出来。另一，也是更富戏剧性的一：“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汤，致于王道。” 伊尹想求见成汤却没门路，于是自愿当有莘氏女的陪嫁奴仆，背着做饭的锅（鼎）和砧板（俎），用烹饪滋味的道理，打动了成汤，进而阐述了治国平下的王霸之道。
咱们不妨信一信这后一个故事。因为它更符合那个时代底层英才崛起的曲折逻辑，也更能凸显伊尹此饶不凡心性与智慧。一个心怀经纬之才的人，甘心为奴，隐于庖厨，这需要何等的隐忍与自信？他背着的哪里是锅和砧板，分明是一肚子的方略，就等着一个献上它的机会。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一次“厨房论政”上演了。
可以想象，在亳都的宫室里，伊尹为成汤调理了一鼎好汤，或炙烤了一席美味的肉食。当成汤品尝后表示赞赏时，伊尹的机会来了。他顺势接过话头，从火候的文武谈到治民的宽严，从五味的调和谈到政策的平衡，从食材的甄选谈到人才的任用。《吕氏春秋·本味篇》洋洋洒洒记录了伊尹的“烹调经”，实则通篇都是治国安邦的隐喻。比如他：“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意思是，调和味道，甘酸苦辛咸谁先谁后、用多用少，差之毫厘，味道就完全不同，这里面自有其规律和章法。治国，不也是调和各方利益、平衡各种势力吗？分寸拿捏，何其精妙！
这一番“滋味汤”，把成汤彻底给“震”住了。他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个操着庖厨之业的媵臣，胸中装着的是下。于是，“汤举任以国政”，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伊尹。一个奴隶，就此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可能最为传奇的阶级跨越，一跃成为商国事实上的首席执政官。
然而，伊尹的传奇，才刚刚开始。他的目光，早已越过了亳地的城墙，投向了西方那座看似依旧巍峨的夏都。要扳倒夏桀这棵大树，光在自家院子里练刀不行，得深入到树根底下，看清楚它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引出了伊尹生涯中最具冒险色彩、也最富争议的一段——“五就汤五就桀”。
根据《孟子》、《鬼谷子》等书的零星记载，伊尹曾五次前往夏都，投效到夏桀麾下，又五次离开夏桀，回到成汤身边。这来来回回是在干什么？后世的解释，多认为这是伊尹在为成汤当间谍。“五往”是为了深入夏朝核心，摸清其政治虚实、兵力部署、人心向背。“五返”则是为了将情报源源不断送回来，并与成汤商议对策。
这需要何等的胆识与演技！在夏桀那暴虐多疑的君王眼皮底下周旋，一言不慎便是粉身碎骨。但伊尹做到了。他可能以厨师、医者、术士等各种身份作掩护，将夏朝内部的腐朽、诸侯的怨愤、民生的凋敝，看得一清二楚。他或许还利用在夏朝的机会，暗中接触那些对夏桀不满的势力，为将来策反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他也在反复“测试”和坚定成汤的决心。每次回来，他带回的不仅是情报，更是对夏桀暴政更具体的描述，对下苦难更真切的呈现。他在用事实告诉成汤：我们对抗的，不仅是一个昏君，更是一个失尽了人心的腐朽政权。伐夏，不仅是权力之争，更是“命”所归，是拯救下苍生的“义战”。
当伊尹最后一次从夏都返回，他带回了决定性的判断：时机，已经成熟。《苑》里记载，伊尹告诉成汤，夏朝已经“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意思是夏桀沉迷妹喜，爱好美玉，不体恤百姓。民众不堪忍受，上下互相憎恨，民心充满了怨恨。他还，夏桀的统治已经出现了“两日斗蚀，鬼哭国都”的凶兆。这或许是事实，也或许是伊尹为鼓舞士气而做的舆论宣传。无论如何，它标志着，总攻的号角，即将吹响。
从“负鼎汤”到“五就桀汤”，伊尹这个人物的轮廓清晰起来：他不是一个拘泥于常规的谋士，而是一个集思想家、战略家、间谍大师、政治操盘手于一身的才。他深通人性，能屈能伸，既有调和鼎鼐的耐心与细致，又有洞察下大势的深邃眼光，更有亲身赴险、执行绝密任务的非凡胆魄。
有了伊尹在侧，成汤如同猛虎添翼，盲人复明。亳，这个战略支点，因为注入了伊尹的智慧，真正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与算计的战争机器核心。下一步，便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举起“有道伐无道”的旗帜，将这架机器，隆隆开动起来。
而这个借口，很快就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关乎一碗肉羹的方式，送到了成汤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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