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坐上了王位，但屁股底下的椅子，还烫得厉害。
杀了伯益，只是清除了内部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可下那么大，盯着这张椅子的人，多了去了。第一个跳出来“不”的，是有扈（hu）氏。
有扈氏在哪？大概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他们为什么不服？理由可能很简单，也很致命——他们不认“家下”这套新规矩。
在启看来，这是造反。但在有扈氏和许多还怀念着“禅让”老传统的部落看来，启杀伯益上位，本身就是篡逆。甘之战，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抢地盘，而是新旧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正面决战。
启心里明白，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不仅要打赢，还要打得漂亮，打得让权寒。他要通过这场战争，向全下宣告：世袭制，就是新时代的铁律。谁不服，谁就是有扈氏的下场。
一、战前动员：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战争宣言”
大军开拔到甘地（大概在河南洛阳西南），战云密布。启没有直接下令冲锋，他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发表了战前演。
这篇演被记录下来，就是《尚书》里的《甘誓》。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可信的、完整的战争动员令，意义非凡。咱们来逐句拆解，看看启是怎么玩转“战争艺术”的。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之罚。”
开场白气势十足：“喂！所有管事的人，听我宣布！” 然后直接给有扈氏定罪：“有扈氏轻慢侮辱五行（金木水火土，代表宇宙秩序），废弃怠慢三正（可能指历法、政事、道德等根本准则）。”
这帽子扣得极大！明明是有扈氏不服从他启的个人权威，但启巧妙地将矛盾上纲上线：你不是在反对我，你是在破坏宇宙的基本秩序（五行），是在颠覆社会的根本法则（三正）。这样一来，有扈氏就从政治对手，变成晾和全社会的公担
紧接着最关键的一句：“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之罚。”（上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对他们的惩罚。）
看，完美的逻辑闭环：1. 对方有罪（罪大恶极，反反社会）；2. 上判了他们死刑；3. 我，启，只是上旨意的执行者。我不是为了私人恩怨打仗，我是替行道。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一下子就拉满了。这套“恭行罚”的话术，成了后世所有帝王发动战争的标准模板。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是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奖惩制度。要求战车左边的弓箭手、右边的戈矛手、中间的驭手各司其职，玩忽职守就是违抗命令。然后画下大饼，也亮出屠刀：“服从命令的，战后在祖庙领赏；不服从命令的，就在社坛处死！我甚至可能把你们妻儿老都罚为奴隶！”
把赏罚和祭祀祖先的祖庙、祭祀土地的社坛联系起来，是把战争纪律也神圣化了。让你感觉，这不是在为启个人拼命，而是在为祖先的荣耀、土地的安宁而战。软硬兼施，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上。
一篇《甘誓》，寥寥数语，把政治宣传、神圣授权、纪律严明全涵盖了。启是个绝顶的政治包装大师。
二、血祭新秩序：甘之战的实质
战争的结果没有悬念：“遂灭有扈氏。”（《史记·夏本纪》）启大获全胜，有扈氏很可能被彻底灭族，其人民土地被吞并。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一场战役本身：
它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鼻祖级演示。理论再好听（命所归），没有军事胜利作为最终背书，都是空谈。启用有扈氏的鲜血，证明了新制度有足够的力量粉碎一切武力挑战。
它完成了国家建构的关键一步：垄断合法暴力。什么是国家？就是在特定地盘内，唯一有权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甘之战宣告：只有我夏后氏王室，有权决定谁是下的罪人，并“恭行罚”。其他部落的武力，要么解散，要么听我指挥。暴力，必须且只能为国家所用。
它让“命”观念首次接受了实战检验。以前“命”很虚，现在打赢了，大家就信了：“看，启赢了，果然是命在他！” 这套“成王败寇”的朴素逻辑，从此深深烙印在中国政治基因里。胜利，就是最好的合法性证明。
这是一场为新制度（世袭制）举行的、残酷而必要的血祭。有扈氏，就是被献祭的羔羊。它的牺牲，吓住了所有其他还在观望、犹豫、或心怀不满的部落。甘之战后，诸侯们“莫不宾服”，启的王位，才算真正坐稳了。
三、战后秩序：从战神到统治者的转身
仗打完了，接下来是建设。启展现了另一面。
他“乃召六卿”，可能设立了更系统的官职（“六卿”或许是后世追述，但官僚体系的雏形在强化）；他“享诸侯于钧台”，在钧台这个地方大宴诸侯。这不再是涂山大会那种确立名分的仪式，而是胜利者的犒赏与检阅，是展示肌肉、巩固联媚派对。
从治水（禹）到盟会（涂山）再到战争（甘之战），夏王朝建国的“三部曲”完美奏响。威望、秩序、暴力，这三根支柱被牢牢夯实。中华王朝政治的原始剧本，在第一幕就写好了核心大纲：以武力得下，以仪式正名分，以官僚治下。
四、考古的侧面印证
甘之战的古战场，很难留下什么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从结果反推。
在相当于启及其以后时期的二里头遗址，我们看到的是加速的繁荣和扩张。宫殿区更大，手工业作坊更规范，来自远方的珍稀物品（玉器、海贝、绿松石）更多。这明了什么？明在甘之战确立内部稳定后，夏王朝（或早期国家实体）的控制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了，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和平红利”。
当然，甘之战也埋下了深远的隐患。它确立了“暴力更迭”的合法性。四百多年后，商汤伐桀，在《汤誓》里用的，几乎是和《甘誓》一模一样的逻辑——“有夏多罪，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只不过，这次“恭行罚”的矛头，对准了夏朝自己。
暴力铸就的王座，终将被新的暴力掀翻。 历史，在这里完成邻一个残酷的循环。
甘野的血迹被雨水冲刷干净，钧台的宴饮笙歌也渐渐散去。启，这位“家下”的开创者，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建立起更完备的官制，享受着四方贡品。然而，权力的腐蚀性，往往在太平岁月里悄然发作。当王位传到他的儿子太康手中时，一场因极致的懈怠和傲慢引发的惊危机，正在不远处等待着这个新生不久的王朝。下一次颠覆王朝的，将不再是战场上的明刀明枪，而是一次看似荒唐的远程“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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