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施拉格男爵的登州之行，如同一块投入微妙平衡局势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他带回柏林关于高岩军政府“惊饶组织效率”和“不容觑的技术潜力”的报告，在德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引发了激烈讨论。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激进派，对在远东获取一个稳固的据点、挑战英国霸权充满兴趣；而较为谨慎的派系则担忧过度卷入中国内战的风险。最终，务实主义占据了上风：先进行有限度的深度接触，以技术和经济合作为敲门砖，获取实实在在的利益，再观后效。
于是，一支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德国代表团，在施拉格的再次率领下，乘坐一艘受海军保护的邮轮，抵达燎州。与上次不同，这次代表团中除了外交官，更包含了来自克虏伯、西门子、毛瑟等德国工业巨头的资深工程师、技术代表，以及几位身着便装、眼神锐利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观摩军官。
高岩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但核心议程直接而明确。在总司令部戒备森严的会议室内，一场将深刻影响远东格局的谈判拉开了帷幕。
“高将军，”施拉格男爵开门见山，“德意志帝国钦佩您的远见与力量。我们相信，一个现代化、强大的东方伙伴，符合德意志的利益。我们愿意提供您急需的技术、设备和专家，帮助您更快地实现……工业与军事的现代化。”
他递上一份厚厚的合作意向书草案，内容涵盖了军事、工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高岩仔细翻阅着，心中快速权衡。草案条件比预想的要优厚，德国人显然下了血本。但他深知，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男爵阁下，贵国的诚意，我感受到了。”高岩放下草案，目光平静，“我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但有几个基本原则必须明确：第一，所有合作项目，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尊重我方主权的基础上。第二，技术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自主，而非永久依赖。第三，涉及核心国防机密的领域，我方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施拉格微微颔首，对高岩的清醒并不意外：“这是自然。德意志尊重伙伴的独立与尊严。”
接下来的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技术细节磋商。高岩这边，由李德明、陈念恩等“启明”骨干，以及新成立的“工业发展署”官员组成的技术团队，与德方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德方提出的合作项目极具诱惑力：
· 军事领域：愿意提供最新的克虏伯1896年式75mm野炮（与法国m1897并称翘楚）的全套图纸、特许生产权及部分关键零件；协助建立现代化的炮兵观测与指挥体系；提供毛瑟G98步枪的改进建议和生产工艺优化；甚至在潜艇设计和大型舰用蒸汽轮机技术方面，愿意进邪有限度的交流”。
· 工业领域：西门子公司提出帮助建设一座现代化发电厂，并提供电报、电话设备和技术；克虏伯表示可以协助扩建登州机器局，引入先进的炼钢、铸造、机械加工设备和技术标准。
· 基础设施：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帮助修建连接主要矿区和港口的标准化铁路。
面对这些诱饶条件，高岩团队保持了惊饶冷静和针对性。李德明在与克虏伯工程师讨论火炮时，不仅询问性能参数，更深入追问钢材冶炼的炉温控制、身管自紧工艺的细节、以及炮闩闭锁结构的材料学原理，其专业程度让德方专家刮目相看。陈念恩则在与西门子代表交流时，重点询问了大功率发电机转子动平衡、远距离电力传输损耗等前沿问题，并隐晦地提及了对“交流电与直流电优劣”的看法，让对方不敢觑这个年轻东方学子的知识储备。
高岩亲自敲定了首批合作项目：
1. 火炮技术引进：引进克虏伯75mm野炮技术，但要求德方专家必须指导中方人员掌握从炼钢到总装的全流程，并同意中方在消化技术后进行适应性改进。
2. 电力与通讯建设：与西门子合作，优先建设登州工业区发电厂和连接主要军营、指挥部的有线电话网络，同时要求西门子提供无线电（无线电报）技术的相关基础理论和实验设备。
3. 工业母机与标准：从德国采购一批先进的车床、铣床、钻床等工业母机，并聘请德国工程师指导建立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工业计量和标准化体系。
4. 人员培训：派遣首批一百名优秀青年军官、技术工人和学员赴德国留学，进入克虏伯工厂、西门子实验室以及德国军事院校进行系统学习。
作为交换，高岩同意：
· 给予德国公司在山东矿产（主要是煤炭和铁矿）勘探和开采的优先权（非独占），并以优惠价格向德国出口矿石和部分农产品。
· 在登州划出特定区域，允许德国商人设立商行和银行，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
· 承诺在未来的军事采购中，优先考虑德国产品（在性能价格相当的前提下）。
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德国人获得了宝贵的原材料、市场准入和地缘政治影响力；高岩则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工业技术、军事装备和人才培养渠道，极大地加速了自身实力的提升。
合作协议的签署，在登州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当高岩与施拉格在印有中德两种文字的合作文件上签字盖章时，标志着“华夏革新军政府”与德意志帝国之间，一种特殊而紧密的“铁血同盟”关系初步确立。
消息传出，举世哗然。
北京紫禁城，光绪皇帝在朝会上气得浑身发抖，痛斥德人“背信弃义，助纣为虐”。荣禄等人更是忧心忡忡，高岩获得德国支持，如虎添翼，剿灭难度陡增。他们加紧向英、法、俄等国求援，试图构建反高联合阵线。
伦敦和巴黎的反应是复杂的。他们既不愿看到德国在远东坐大，又对高岩这个“不稳定因素”充满疑虑。英国驻华公使向国内报告，认为“德国人进行了一次高风险的投资，其结果可能打破远东的力量平衡”。法国人则更加关注高岩对他们在印度支那利益的可能影响。
反应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日本。东京大本营内，山县有朋等军阀巨头暴跳如雷。德国对高岩的武装，直接威胁到日本在辽东的利益和未来的复仇计划。日本政府向柏林提出了强烈抗议，并暗中加快了与俄国接触的步伐，试图联合遏制高岩-德国轴心的扩张。
而在革新军控制区内，与德国的合作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变化。一批批标注着克虏伯、西门子标志的机器设备在登州港卸货，金发碧眼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员出现在机器局和新建的工地上，用生硬的中文或通过翻译，指导着中国的工人和学徒。首批赴德留学的青年，怀着激动与使命感，登上了前往欧洲的客轮。
李德明和陈念恩等人，如同海绵吸水般，疯狂地从德国专家那里汲取着知识。他们组织翻译团队，夜以继日地翻译德文技术资料，并结合高岩偶尔提供的、超越时代的“灵副，开始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高岩站在机器局新建的、由德国机床武装起来的车间里，听着机器的轰鸣，看着中方技术人员与德方专家交流的场景，心中充满了紧迫感与希望。
他知道，德国的援助是一剂猛药，能让他迅速强壮，但也可能产生依赖的毒素。他必须在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死死抓住“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这两条命脉。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对身旁的王奎和李德明道，“德国人不会无限期地帮助我们，朝廷和列强也不会坐视我们壮大。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技术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外部，因德高接近而风起云涌；内部，借助外力而加速蜕变。高岩在这充满机遇与危机的激流中，牢牢掌控着方向，驾驶着“革新”的航船，向着更深、更未知的水域，坚定前校铁血同盟已成，更大的风暴，正在远方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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