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玉泉，空气中弥漫的熟悉气息里，似乎掺杂了一丝更深的凝滞。沈墨的归来，没有欢迎仪式，甚至没有多少波澜，仿佛他只是完成了一次普通的出差。但知情者都能感觉到，水面之下，某种对峙的张力正在重新绷紧。
他首先去见了秦衡书记。秦衡的办公室依旧，他的态度也依旧是那种沉稳中含而不露的支持。
“学习回来了？很好。”秦衡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题，“省里的精神要领会透，更要结合我们玉泉的实际。数字经济试点的事情，常委会的决议没有变，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推进的方式要讲究策略。”
他没有提薛伟的“暂缓”令，但意思不言而喻。他默许了沈墨通过参与区域课题的方式迂回推进，但也暗示在玉泉本地不宜硬来。
“我明白，秦书记。我会注意方式方法，先从能做的地方做起。”沈墨表态。
回到发改局，气氛明显不同。周海富局长的态度更加暧昧，只强调“服从县里统一安排”。钱强则依旧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言语间试探着省城之行的“收获”，尤其是组织部领导那句“更合适岗位”的风声，他似乎也有所耳闻。
薛伟的“暂缓”令像一道无形的枷锁，依然有效。沈墨之前组建的专班未能恢复，申请的前期经费依旧冻结。他分管的科室，表面上一切如常，但涉及到数字经济相关的具体工作，经办人员总是面露难色，以“需要请示上级”或“条件尚不成熟”为由拖延。
数字经济试点，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僵局。有决议，无执行；有方向，无路径。
沈墨没有急躁。他遵循着“谋定后动”的原则，开始从边缘和缝隙着手。
他利用分管经济体制改革科的职权，启动了一项“玉泉县中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摸底调查”。这项调查不涉及大规模资金投入，不触动核心利益，名义上是为后续精准施策做准备，合情合理，薛伟那边也挑不出太大毛病。沈墨亲自设计流查问卷，问题细致入微，不仅问需求，也问困难，问建议，问对政务服务的期待。
同时，他借着与临港市联合研究的课题，开始范围地梳理玉泉县的政务数据资源清单。这项工作更为敏感，他做得极其谨慎，只局限于理论层面探讨，不涉及实际的数据调用和打通，但借此机会，他得以更清晰地摸清了各部门数据“家底”和壁垒的实际情况。
这些工作看似琐碎，进展缓慢，却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渗透。通过企业调研，他接触到了一批有转型意愿但苦于无门的中企业主，听到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通过数据梳理，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打破“信息孤岛”的复杂性和关键节点。
他发现，尽管薛伟能在上层强力压制，但在基层和企业层面，对转型升级的渴望是真实存在的。这让他看到了潜在的民意基础和未来的突破口。
然而，薛伟那边也并未闲着。沈墨归来后，薛伟明显加强了对经开区和相关项目的控制力度。许半夏传来消息，“清河置业”在经开区低价拿下的那块地，已经快速启动了前期平整工作，据规划的是一个“高端商住综合体”，与数字经济毫无关联，却能与薛伟力推的“文旅康养”概念遥相呼应。
同时，关于沈墨“在省城眼高手低”、“方案脱离实际”的议论，以及组织部可能给他“调整岗位”的传闻，开始在玉泉官场的圈子里悄然扩散。这是一种舆论上的铺垫，意在削弱他的威信，为可能的人事变动制造合理性。
沈墨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动声色。他每按时上下班，埋首于琐碎的调研和数据整理工作，仿佛已经完全接受帘前的困境。
只有偶尔在深夜，他翻阅老赵那本记录着玉泉山水脉络的笔记时，眼神才会变得格外锐利。
他知道，僵局不会永远持续。省级产业转型基金的评审日期日益临近，他与周伟的联合课题也终将产出成果。这些，都可能成为打破平衡的变量。
他在等待，也在积蓄。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积蓄足以破局的力量。
玉泉的这盘棋，在短暂的沉寂后，正在酝酿着更激烈的中盘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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