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北元犯边的紧急军报，瞬间改变了京城的氛围。战争的阴云取代了内部的猜疑，但也给了暗中势力浑水摸鱼的机会。
奉殿内，气氛凝重。朱元璋高踞龙椅，面色阴沉如水。兵部尚书出班奏报脱火赤、咬住所部动向，言其劫掠边堡，杀我军民，气焰嚣张。
“陛下！”武将队列中，蓝玉率先出列，声若洪钟，“北元鞑虏，欺人太甚！臣请率精兵出塞，直捣其巢穴，扬我大明国威！”
随即又有数名将领请战，群情激昂。然而，老成持重者如徐达，则主张谨慎，认为应先巩固边防，摸清敌军主力动向，避免孤军深入。
我立于御阶之下，心中明了，北元此次寇边，时机太过巧合。是单纯的边境冲突，还是与京中的阴谋有所关联？那个“丙午之变”的谶语，是否也包含了外患的因素？
（承）
议事最终，父皇决定采纳稳妥之策：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总领北方军务，加强戒备；同时令冯胜、傅友德等将分屯要害，互为声援。并未立即发动大规模出击。
散朝后，父皇单独留下我与徐达、刘伯温等重臣。
“标儿，”父皇看向我，目光锐利，“老四的病，到底如何？咱听，与北边有关？”
我心中一惊，知道无法再完全隐瞒，便将朱棣中毒，线索指向西域矿物，可能与北元或前朝遗孽有关的推断简要禀报。
父皇沉默片刻，眼中寒光闪烁：“好啊，内外勾结，都算计到咱儿子头上了！徐德，给咱把边关守好了，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刘先生，京里的事，你多费心，协助太子，给咱把这窝蛇鼠揪出来！”
“臣等遵旨！”徐达与刘伯温躬身领命。
（转）
回到东宫，压力更大。北方战事一起，朝廷重心转移，资源倾斜，调查“丙午之变”和寻找解药的难度倍增。对手选择这个时机，或许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顾青与王安道的研究进入了瓶颈。动物实验有效，但人体情况复杂，尤其是朱棣中毒已深，身体极度虚弱，不敢轻易施用猛药。朱棣的状况时好时坏，全靠珍稀药材吊着一口气。
刘伯温提醒我：“殿下，北元寇边，朝中或有宵借机生事，弹劾殿下因私废公，或质疑殿下应对北疆之策。需早做准备。”
果然，次日便有御史风闻奏事，言语间暗指我因燕王病情，忧惧过度，可能影响对北方军务的判断。虽被父皇压了下去，但流言已起。
我深知，此刻绝不能自乱阵脚。一方面，我更加勤勉地处理政务，对北方军报及时回应，提出建设性意见，展现储君担当；另一方面，我让毛骧的调查转入更深的地下，重点追查两条线：一是靖江王府与京城“千金台”等产业的资金、人员往来；二是那名自杀花匠的完整身份与社会关系，寻找他可能的上线或同伙。
（合）
就在朝堂上下目光聚焦北方之时，毛骧带来了一个关键突破。通过对花匠遗物的仔细搜查，发现他的一件旧衫内衬里，用极细的针脚绣着一个模糊的标记——那是一个变体的“明”字，但写法古怪，更像是某种徽记的局部。
与此同时，对“千金台”账目的秘密审计发现，有几笔不明来源的巨款，最终流向了一个设在扬州、名为“四海货栈”的商号。而这家货栈，表面上经营丝绸瓷器，暗地里却与沿海几家有走私嫌疑的海商过从甚密，其货物来源，隐约指向……日本！
日本？并非西域或泰西！这个意外的方向让我和刘伯温都感到震惊。联想到那个古怪的“明”字标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名字浮现在脑海——方国珍！元末割据浙东的枭雄，其势力曾与日本倭寇有所勾结，后虽投降朱元璋，但其残余部众并未完全肃清！
难道，策划这一切的，是方国珍的旧部，联合了日本方面的势力，利用靖江王府的旧怨网络作为掩护，意图在“丙午”之年掀起风浪？
思路似乎豁然开朗，但证据链仍不完整。就在我准备下令重点调查“四海货栈”及方国珍旧部时，朱棡慌慌张张地跑来，带来了一个关于朱棣病情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皇兄！四弟他……他刚才清醒了片刻，拉着臣弟的手，断断续续了三个字……‘火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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