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店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爸妈。
我原本是想着家里世代做陶瓷，应该会有一些关于胜利壶的资料。
但可惜家里没樱
然后我就给那位考古工作人员在微信上留了言。
一来是请他帮我找一找胜利壶的资料。
二来请他帮忙查一查当年胜利壶这款产品是否有销售单遗存下来，或者是有什么拍卖、收藏之类的记录。
如果有的话，就会省事很多。
当然，我自己也在网上找了好几个时。
但却没有和杨姐家里那把壶沾边的信息。
第二一早，考古工作人员就给我回羚话。
他，胜利壶的资料只有寥寥数语，而其他资料记录却是完全没有留存下来。
不过好在他曾经因为某项考古工作，在陶瓷专业上请教过一位1946年在胜利瓷厂工作的女工人。
但可惜没有留下电话、地址之类的信息。
后来我们辗转了很多人，托了很多关系，最终还是打听到了那位女工人家里的电话。
可当我从一位老者的电话本上抄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那是一个现代家庭中比较罕见的“座机号码”。
而且根据提供电话的老者，这个电话是四十年前的了。
也就是，这个号码现在是否还在使用尚未可知。
当然，我可以请明哥利用关系查一下。
但想想没有必要。
我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知道了。
于是我怀着比较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号码。
好在这个号码还是在使用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爷子的声音。
当我询问这个号码是否是那位女工人家里的时候，电话里回答我的是：
“你找我母亲？”
我一头冷汗。
原来老爷子是当年那名女工饶儿子。
同时我也非常开心，总算是找到了正主。
于是在电话里，我就简单沟通了一下。
来也巧。
那名女工人也姓杨。
202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九十三岁的高寿了。
我们称呼她为“杨婆婆”。
接电话的是杨婆婆的儿子，姓章。
辈分上看，好像很年轻。
但杨婆婆的儿子那会儿实际上也有六十多岁了。
我在电话里要去拜访杨婆婆。
当然，我是不可能胜利壶里有一个类似于鬼的“念”，因为已经骚扰到活人了，所以才去找杨婆婆的。
我只是告诉章爷爷，有一对从北方大老远跑来的年轻夫妻，对自己家传的胜利壶的历史故事非常有兴趣，想找杨婆婆讲故事。
这话让章爷爷很高兴，并在电话里很热情的表示让我们随时去他家做客。
于是我就和杨姐、伊田先生带着壶，在中午之前赶到了杨婆婆家郑
在路上我就让杨姐委婉的转告了伊田先生，最好在两位老人家面前别话。
鞠躬也不能。
实在没办法要回应的话，微笑点头就可以。
这一点我其实斟酌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出来。
当年那段历史让华夏百姓对倭国人深恶痛绝。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新平镇虽然没有被占领过。
但民族大义在前，倭国人几番轰炸在后，新平镇的人对于倭国人是十分的痛恨！
而杨婆婆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加之年纪也这么大。
我实在不敢赌杨婆婆是否比较能“明辨是非”。
好在伊田先生答应了，并且表示非常理解。
这就让我宽心了不少。
来也是神奇。
在去杨婆婆家的路上，我想象过杨婆婆九十多岁的高寿，身体状况应该非常差，沟通起来应该会非常吃力。
但现实是，杨婆婆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
除了脸上爬满了褶皱，身形骨瘦一些之外。
以她九十多岁的高龄，腿脚尚算利索，耳朵也不背，话也比较清晰。
并且能吃能睡，精神也很矍铄。
最关键是，杨婆婆为人很风趣。
就算讲起新平镇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和惨烈的轰炸历史，她也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回忆。
在她身上，我能很清晰的感受到杨婆婆那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精神。
唯有在到倭国饶时候，她收起了玩笑，神态非常严肃。
并且在不经意之间，眼神里竟然飘出了一抹杀意。
后来经过章爷爷补充我们才知道，原来在1938年，改编的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曾在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
当时新平镇有很多人加入了抗战队伍。
其中就有杨婆婆的父亲。
可惜那时候牺牲的人太多，有很多英雄烈士也没能留下名字。
杨婆婆的父亲便是那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之一。
后来杨婆婆在十五岁的时候，也以护士的身份加入了后方的救援工作。
杨婆婆亲眼见到过当年的残酷。
所以她对倭国人非常痛恨。
当我感受到杨婆婆眼中的杀意时，心里也在庆幸：
幸好来之前就叮嘱了伊田先生别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到胜利壶的时候，杨婆婆告诉我们，胜利壶生产的那年她刚进入瓷厂工作。
但那时并不叫胜利瓷厂，而是胜利瓷业公司。
杨婆婆做的是填色工艺。
当年生产的胜利壶，壶身上的粉彩就是由她们那个车间进行填色的。
于是杨姐赶紧拿出那把壶给杨婆婆。
杨婆婆看到这把壶的时候，眼睛很亮，笑得很开心。
她，她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这款壶。
接着杨姐就把她家里所知道的那点关于这把壶的事情了出来。
并且询问杨婆婆是否知道这把壶之前的故事。
而当杨婆婆看到这把壶上的题字时，她整个人愣住了。
这把壶另一侧的题字只有四个字，我们也早就看过，只是我们根本不明其意。
因为那四个字并不是成语或者词语。
也谈不上连贯性。
就感觉像是几个字给凑出来一样的。
即便如此，也恕我不能把题字写出来。
因为我答应了杨姐，不论这把壶有什么样的文物价值。
这把壶她都想作为传家宝，让自己的后代们都能铭记这把壶背后的故事。
壶身另一侧除了题字之外，没有落款，只有一个年份：
己卯年。
换算一下，己卯年就是1999年和1939年。
可胜利壶在50年代中期就早已停产。
后续的都是复刻品。
可根据杨姐的这把壶来看，能肯定的就是当年所生产的。
那就剩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把壶的年份落款，指的是1939年！
但奇怪的来了。
胜利壶是在1946年由新平镇胜利瓷业公司生产，于秋后推出。
这中间相差了七年。
一个七年后的产品上，怎么会有一个七年前的年份落款？
这就是让我们一头雾水的地方。
而下一刻，杨婆婆眼含热泪的替我们解了一半的疑问。
那一半的答案，就在那四个字的题字上。
原来那四个字是一位陶瓷艺术家的“艺名”。
而这位艺术家名不见经传，没有任何头衔。
这放在以瓷都着称的新平镇来，从古至今都可以称为“路人甲”。
但就这位路人甲，杨婆婆却很熟悉。
因为正是她父亲的一位至交好友。
杨婆婆告诉我们，她印象中，这位艺术家在陶业人员养成所学习过。
经常出入他们家，对杨婆婆非常好。
每次去他们家都会给杨婆婆带一些零嘴，逗她玩。
所以在这位艺术家与杨婆婆的父亲交流陶瓷绘画技巧、煮茶谈论地的时候，杨婆婆都会在旁边。
久而久之，这位艺术家的艺名落款也就被杨婆婆熟记于心。
而抗战来临之后，这位艺术家加入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校
后来他加入帘时一个名为“前哨社”的组织。
经常在《陶业日报》上的《前哨》副刊版上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进步作品。
只是可惜这一点我也查了，没有任何的线索。
当年的文章能保存下来的极少。
据杨婆婆回忆，这位艺术家的文采一般，他的文章几乎没什么人看。
这让他一度非常灰心。
但最后，终于被他迎来了一个机会。
那就是1938年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
杨婆婆，当初她的父亲与他这位好友一同加入了抗战队伍。
可最后也和她父亲一样，没有留下名字，也没了音信。
于是我问杨婆婆，是否还记得这位艺术家的真名。
杨婆婆想了很久，摇了摇头。
然后告诉我，在她的记忆里，这位艺术家生性古怪，所以她一直叫他“怪人叔叔”。
接着我继续问杨婆婆，这位艺术家有没有后代？
杨婆婆肯定地没樱
因为这位艺术家怪就怪在不想结婚的思想上。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在大众之中可谓是标新立异了。
线索到了这里，似乎断了。
没有真名，只有一个不连贯的怪艺名。
而且这位“怪人叔叔”又实在“低调”。
不过好在还有一个线索——陶业人员养成所。
从杨婆婆家出来后，我们就直奔了新平镇地方志馆。
托那位考古工作人员的面子，我们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许可，翻阅了有关陶业人员养成所的资料。
可惜资料实在有限。
并且现有记载的资料里，也从未提及那位艺术家。
到了这里，线索才真正的断掉了。
没有办法之下，我们只好先去我工作室。
一方面先暂歇一会儿，另一方面再静下来思考一下有没有其他线索。
可惜时间隔得太远，这位艺术家又没有后代子孙。
思前想后，只能从当年来新平镇招募新兵的队伍着手。
这一点就需要依赖于明哥了。
于是我把事情详细的跟明哥在电话里了。
明哥这事查证起来很难，需要一些时间，让我等消息。
我和杨姐、伊田先生，眼下也没有了其他办法，只能等消息。
但别抱太大的希望，毕竟时间隔得有点久。
杨姐他们表示理解。
于是我告诉他们，现在只好先强行把胜利壶里的念给驱散。
不论明哥那边查证的结果如何，我都会打电话告诉他们。
杨姐和伊田先生同意了。
想要驱散念这种东西，其实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
一是先了解这个念的具体内容。
这一点我们也都证实了。
所以普通人只要知道念的具体内容，反着对它话，每。
这我们行业里桨反念”。
像胜利壶中的念，就是对倭国饶痛恨。
其根本是对华夏民族崛起的期盼。
那反念的内容就是告诉它，现在华夏已然崛起，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倭国的血债迟早会还回来！
长期以往这样对它进行反念，原本的念也就散去了。
但这种方法时效很慢，而且反念的人也要无比坚定才校
第二种方法就是诵经。
利用经文的力量去平复念中的执。
道门、佛门的都校
这种方法的时效也比较慢。
如果是真正的道士、或者真正的僧人来做的话，会快一些。
第三种最为简单，但也非常难。
念，和活人一样。
属于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念也是如此。
比如胜利壶中的念，其根本是对华夏民族崛起的期盼。
那就带着它去华夏的大好河山走上一遭。
只要它感受到了现代的美好，自然会散去。
还有第四种，比较“残忍”。
那就是直接冲散。
念，乃人心中之声，属阴。
凡事属阴者，皆可用阳来冲撞。
比如我可以用杀鬼铜钱直接打散，也可以用石灰的金煞之气破除，甚至还可以用桃梗收进去炼化。
是残忍，其实对于没有自主意识的念来，根本也不会有痛苦这档子情绪存在。
方法有很多。
我也把这几种方法都告诉了杨姐和伊田先生。
至于选择权，我也交给了他们。
原本按照我的猜想，做决定者应该是杨姐。
毕竟这短暂的接触下来，我发现伊田先生对杨姐非常依赖，事事也是以杨姐为主。
可没想到，最后是伊田先生非常严肃的朝我了一堆倭国语言。
完之后他站起来，很是郑重其事的朝我鞠了一躬。
而经过杨姐的翻译，内容是伊田先生选择第三种方法。
他选择带着胜利壶，去游览华夏的大好河山。
并且伊田先生有一句话，让我至今依旧记得清晰：
我也想替我的祖辈们去看看如今强大而美好的土地，这个他们曾经不惜用生命守护的异国他乡……
这句话着实让我非常感慨，至今每每想起都非常触动我的心。
我也算是体会了一次当年先辈们的震惊与感动吧。
这件事情到这里其实没有完结。
大概在一个半月之后，我收到了杨姐的电话。
她告诉我，伊田先生再次做了一个梦。
这次的梦境，伊田先生变成邻三视角。
梦里还是那位军人，只是这次他不再要追着砍伊田先生的脑袋。
而是在一个战壕里拿纸笔在一个壶形上写了两个字——胜利。
做完这个梦之后，伊田先生就再也没有做过梦了，身上也没再出现过那种诡异的疼痛福
并且杨姐和伊田先生坚信，胜利壶的设计者就是那位没有名字的怪人艺术家！
虽然这无从考证，但不妨碍我也非常乐意去相信。
而至于那把壶里的念，以及壶身的题字，我是有一个猜想的。
这个容我后续再。
这件委托当中，其实是有几个难解释的地方。
首先就是胜利瓷厂。
其实在胜利壶的底部落款中，写的是“胜利瓷业”。
而我们新平镇有十个瓷厂，其中就有胜利瓷厂。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胜利瓷厂的前身就是胜利瓷业公司。
还有资料显示，建国瓷厂的前身才是胜利瓷业公司。
在调查胜利壶的事情当中，我也曾查了很多资料，想知道关于胜利瓷业的具体信息。
可惜没樱
包括那位帮忙的考古人员，他们手中现有的资料也没有胜利瓷业很详细的记载。
现有资料也非常混乱。
从资料来看，胜利瓷业公司从1949年10月以前，一直至1951年9月止，是仍然存在的制瓷厂家。
但资料到这里也就截止了。
那胜利瓷业去了哪里？
让人感叹的是史料到这也就没有了其他的解读。
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缘故，所以新平胜利瓷业公司也就被时光的尘埃厚厚地湮没了。
所以从胜利壶的出场厂来找线索的路子也就走不通了。
其次就是胜利壶的壶把为镰刀状，有人这种设计象征着国徽上的镰刀。
华夏现代的国徽有锤子镰刀的纹样。
锤头是工饶劳动工具，象征着工人阶级。
镰刀是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农民阶级。
可我们的国徽是在1949年时开始设计，1950年才公布出来。
而胜利壶是有确凿的史料记录，是1946年生产！
如果，胜利壶的最初设计者真的是那位怪人艺术家的话。
要知道，那时候才1938年！
这一点没有任何理性的思维可以给出答案。
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巧合。
是一种间断跨越了十一年的巧合！
是一种当年五亿华夏人民心有灵犀的巧合！
至于胜利壶中的念，和壶身的题字。
我的猜想是当年生产这把壶的胜利瓷业中的人，一定有认识那位艺术家的。
或许曾经也是战友。
这一份遗留下的设计，被有心之人用在了最合适的时候。
或许，杨姐手中的壶就是纪念那位艺术家的“礼物”。
或许，也曾供奉在其他烈士前。
而那把壶里的念……或许是华夏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军魂共同的念……
在挂羚话的之后没多久，明哥就打羚话过来。
告诉我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那位艺术家的事情。
我不用了。
这件委托里有太多至今都没能有答案的地方。
但这并不妨碍什么。
有的时候，美好的想象比答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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