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的离世，给朝堂带来了一丝暮气。
仅仅半年之后，昭明九年初，另一位两朝元老，当朝首相范仲淹，也以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为由，向皇帝赵昕，递交了致誓奏疏。
赵昕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连站立都有些微微颤抖的老人，心中百感交集。
从他记事起，范仲淹，就已经是朝堂上的中流砥柱。他亲眼见证了这位老人，如何辅佐自己的父亲，推行新政，力挽狂澜。也亲身感受了，在自己监国和登基之初，这位老人，是如何像一座大山一样，为他稳定朝局，保驾护航。
“范相公，您……真的要走吗？”赵昕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舍，“朝堂，离不开您啊。”
范仲淹笑了笑，笑容有些疲惫，但眼神依旧清明。
“陛下，老臣，是真的老了。”他叹了口气，“这几年，常常觉得，脑子不够用，许多新事物，都跟不上了。比如镇国公的那个什么‘经济周期’，还有那个‘全球贸易体系’，老臣听得，是云里雾里。”
“朝堂，需要新鲜的血液。老臣占着这个位置，只会挡了年轻饶路。是时候，该把舞台，交给他们了。”
赵昕知道，范仲淹去意已决，再三挽留，也只是徒劳。
最终，他只能点头同意。
“既然相公执意要走，朕，也不敢强留。”赵昕站起身，亲自扶住范仲淹，声音诚恳地道，“朕准您致仕荣休。加封您为太师，食双俸，享亲王之仪。您为大宋操劳了一生，也该好好歇歇了。”
“老臣，谢陛下恩。”范仲淹老泪纵横，跪地谢恩。
范仲淹的致仕，在朝野上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新老交替。
在过去的几年里，范仲淹已经将大部分的政务，都交给了他的副手，也是新政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王安石。
而他自己，则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一项更为浩大的工程知—编纂《昭明会典》。
这部法典，将宪宗、昭明两朝，所有的新政律法，包括《考成法》、《审计法》、《专利法》、《公司法》等等，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增补和修订。
它用法律的形式，将苏云和两代帝王，数十年来的改革成果，彻底固定了下来。
这部法典的颁布，其意义，甚至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它标志着，大宋，从一个依靠人治和道德教化的传统王朝，正式迈向了一个依靠法律和制度来运行的现代化国家。
而这部《昭明会典》，也成为了范仲淹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范仲淹荣归故里，王安石，顺理成章地，接任了首相之位。
这位曾经以“拗相公”着称的改革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宦海沉浮，和苏云、赵昕父子的长期影响后，行事风格，早已不复当年的激进和执拗。
他变得更加圆融，也更加智慧。
他懂得了，改革，不能只靠一腔热血，更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对各方利益的平衡。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试图用一道政令，就去改变整个世界。而是学会了，像苏云所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步快跑，稳扎稳打。
在他的主持下，大宋的改革，继续向着深水区推进。
他没有再推出什么惊动地的新法，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大力普及全民教育上。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还是要看它的国民。只有当每一个大宋的子民，都知法、懂法、守法，都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国家，才能拥有真正稳固的根基。
大宋的朝堂，就这样，在一种波澜不惊，却又坚定有力的氛围中，平稳地，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苏云在流求，通过《大宋时报》，看到了范仲淹致仕和王安石接任的消息。
他放下报纸，心中感慨万千。
狄青，代表着“武”的巅峰。
范仲淹，则代表着“文”的极致。
他们二人，一武一文，如同大宋的双翼，辅佐着赵家父子，将这艘巨轮，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今，他们都落幕了。
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却由王猛、王安石这些中生代的精英，完美地继承了下来。
苏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
他知道，就算自己现在立刻消失，大宋这艘船，也依然会沿着既定的航向，稳稳地，驶向那片星辰大海。
他拿起笔，给远在苏州故里的范仲淹，写了一封信。
信上，没有谈论任何国事，只是聊了聊家常，约他有空，来流求看看海，尝尝这里的甘蔗和海鲜。
在信的末尾，他引用了范仲淹自己的一句词。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他提笔，在后面，续写了一句。
“如今，民已安，君已明。江湖之远，唯有清风明月，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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