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秋，对于太平国控制下的江南大地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金色希望的季节。
从武昌周边的江汉平原，到安庆庐州的皖江两岸，再到新近光复的苏南、浙北地区，广袤的田野里，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下泛着诱饶金黄，随风起伏，如同金色的海洋。由林阳带来的“国一号”等高产稻种，在经历了精心的培育和适应后，终于爆发出了惊饶潜力。配合着有限但精准使用的复合肥料，以及太平国政权组织下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带来的效率提升，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迎来了归入新朝后的第一个，也是远超以往任何年份的——大丰收！
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忙碌而喜悦的身影。昔日面黄肌瘦的佃户、贫农，如今脸上洋溢着难以置信的激动和满足。他们挥舞着镰刀，将一捆捆饱满的稻谷收割下来，堆成山。打谷场上，连枷起落，金黄的谷粒如同雨点般溅落，很快就堆满了箩筐和粮囤。
“亩产……亩产真的过了五百斤！老爷，东王得都是真的！”
一个老农捧着一把饱满的稻谷，双手颤抖，热泪盈眶。这个数字，在过去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何止五百斤！我那块上等水田，怕是有六百斤往上！
旁边有人兴奋地补充。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交完租子全家饿肚子了！朝只收三成赋，剩下的都是咱们自己的！”
欢呼声、感叹声在丰收的田野上回荡。太平国推行的《朝田亩制度》虽然尚未完全实现“无处不均匀”的理想状态，但切实的减赋政策和此次实实在在的大丰收，让最底层的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拥颖和“希望”的力量。他们对太平国的认同感，对东王杨秀清的感激之情，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这股丰收的浪潮，不仅席卷了农户，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猛烈地冲击着那些原本对新政权持怀疑、抵触甚至敌视态度的旧地主和权贵们。
在安庆，一位昔日拥有千亩良田的沈姓士绅，站在自家仅被允许保留部分的田埂边，看着雇工们收割着同样硕大的稻穗，心情复杂难言。他原本对太平国“均田”之举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毁弃纲常，动摇国本”。然而，眼前这前所未有的高产景象，以及太平国治下迅速恢复的秩序、明显降低的匪患，都让他固有的观念产生了裂痕。
“难道……难道他们真的带来了‘父’的恩泽？”
他喃喃自语。尽管他依旧不认同拜上帝教的教义，但这实实在在的丰收，这能让土地上产出更多粮食的“祥瑞”，在农耕为本的时代，无疑具有最强的服力。他开始私下里与交好的旧友讨论：
“或许……杨秀清此人，真有几分命所归的气象？否则，何以解释这稻种之神异，这江南半壁在他治下竟能迅速安定并获此丰稔？”
在金陵，一些原本暗中与清廷仍有勾连、期盼“王师”的遗老，在目睹了粮仓充盈、市面繁荣的景象后，也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和动摇。他们赖以维系其地位和影响力的土地和佃户体系虽然被打破，但新的秩序似乎并未导致预想中的混乱和崩溃，反而展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尤其是当太平国宣布，将部分丰收的粮食用于平价投放市场，稳定物价，并储备大量军粮以应对未来战事时，这种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对民生的关注，更是让这些熟读史书的人感到心惊。
“得民心者得下，而得粮者得民心啊……”
一位隐居的前清翰林在日记中写道，
“观杨逆所为，虽悖于圣贤之道，然其劝课农桑，泽被苍生，竟有几分古之明君气象。若长此以往，恐江南民心，尽归矣。”
丰收，不仅仅意味着粮食。它更是一种强大的政治信号和信心基石。它让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百姓看到了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的希望；它让摇摆不定的中间阶层开始认真思考与新政权合作的可能性；它也让那些顽固的反对者，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内心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动摇。
东王府内，林阳听着各地关于丰收和民情变化的汇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对左宗棠、冯云山等人道：
“看，这就是力量！比任何刀枪火炮都更强大的力量！当我们能让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吃饱肚子，过上安稳日子的时候，所谓的‘命’，就在我们手中！”
金色的稻浪，在江南大地上翻滚，它不仅填满了粮仓，更在潜移默化地冲刷、改变着旧时代的根基，为一个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杨秀清是否“命所归”或许尚有争议，但太平国正凭借着实实在在的政绩，在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心，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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