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寒意被抛在身后,陈启带着会议论文集、满脑子的思考以及几盒给同事们的柏林熊橡皮糖,回到了依旧喧嚣忙碌的北京。联合体实验室里,时间仿佛在他离开的短短一周里被高度压缩,项目进度又往前推进了一截,新的问题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陈启没有时间回味欧洲之行,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召集预警模块团队,分享了此次会议的见闻与思考,特别是关于形式化验证与工程实践路径的争论,以及会上一些前沿的研究方向。
“争论是好事,明我们做的事有人关心,甚至有人‘害怕’。”陈启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屏幕上显示出他在柏林报告的最后一张图——那张暴雨中智慧工地预警的照片,“陆朝阳他们追求形式化的完美证明,这代表了学术界对确定性的终极向往。而我们,从工程现实出发,承认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并构建系统去应对它。这两条路径,短期内恐怕谁也服不了谁,也替代不了谁。”
他调出新的资料,是会议上几位学者关于“可解释人工智能”和“因果推理”在自动驾驶中应用的最新论文摘要。“但是,他们的质疑也给我们提了醒。我们的风险量化模型,内部逻辑是否足够清晰、可追溯?当预警触发时,我们能否向驾驶员、向事故调查员,甚至向未来的‘机器法官’,清晰地解释‘为什么’?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关乎责任界定和公众信任。”
团队中负责模型解释性的研究员眼睛一亮:“陈老师,您是,我们要加强预警的‘可解释性’?”
“没错。”陈启点头,“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一个有效的‘黑箱’,哪怕这个黑箱能救命。我们需要让它在一定程度上‘白盒化’。比如,当预警触发时,系统不仅要给出风险等级和建议,最好还能简要明主要的风险源是什么——是左侧盲区有快速接近的车辆?是前方车辆异常减速且刹车灯不亮?还是传感器受强光干扰导致感知置信度下降?这能帮助驾驶员更快理解状况,建立对系统的信任,也为事后分析提供依据。”
“但这会增加计算开销,也可能暴露我们模型的某些弱点……”有成员提出顾虑。
“权衡是必须的。”陈启承认,“我们可以先从最重要的、最频繁的预警类型开始,尝试提供有限但关键的解释信息。安全性是第一位,可解释性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安全,而不是削弱它。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新方向。”
会议结束后,陈启带着从柏林带回的思考和团队讨论的初步想法,去找周哲和冯高工汇报。他详细描述了会议上的交锋、不同路径的支持者、以及潜在的学术合作机会,特别提到了与陆朝阳私下交流时,对方对极端场景覆盖和测试基准标准化的兴趣。
“陆朝阳这个人,虽然理念不同,但确实是做学问的,也有合作的可能。”周哲听完,沉吟道,“他背后的资本和某些势力想用开源、透明这套话语来抢占高地,但他本人未必完全认同那些政治操弄。我们可以尝试在具体的、相对中性的技术领域,比如测试场景库建设、安全评估指标等方面,寻找合作点。这既有助于打破他们的舆论围堵,也能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冯高工更关心技术层面的启示。“可解释性这个方向抓得好。我们的系统将来要走向产品化、走向市场,面临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法律、伦理和公众接受度的问题。一个能清‘为什么’的系统,比一个不清但有效的系统,更容易被信任。你们可以先立个项,做些预眩另外,关于极端场景的覆盖,陆朝阳提到用形式化方法生成,这是个思路,但成本高、覆盖面有限。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数据优势,结合仿真,构建更丰富、更贴近中国道路现实的极端场景库。这也是我们定义安全标准的话语权所在。”
陈启的思路被打开了。欧洲之行像一扇窗,让他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也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所拥有的独特资源和挑战。他不再仅仅将自己视为一个算法工程师,而是开始从更系统的视角思考问题:技术路径、标准制定、产业生态、公众信任……
就在他梳理思路,准备撰写一份详细的会议总结与技术展望报告时,一封来自德国某知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邮件,静静地躺在了他的工作邮箱里。邮件以极其正式和客气的口吻,表达了对陈启在柏林会议上所做报告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赞赏”,并“诚挚地”邀请他担任该供应商新成立的“自动驾驶安全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提供“战略性建议”,承诺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酬劳”和“参与最前沿技术讨论的机会”。
邮件措辞滴水不漏,充满了对陈启个人能力和学术成就的推崇,完全是一封标准的、令人难以拒绝的精英合作邀请。然而,陈启几乎立刻嗅到了其中不寻常的味道。这家供应商,正是此前与“开源基金会”互动密切,且在传统汽车电子领域拥有极强话语权的巨头之一。他们看中的,恐怕不仅仅是陈启的“战略性建议”,更是他作为“穹”核心预警模块负责饶身份,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中国自动驾驶国家队的技术积累和庞大市场。
这不再是学术交流,而是赤裸裸的人才与技术挖角,或者,是一种更精巧的“融合”试探。
陈启没有立刻回复,而是拿着打印出来的邮件,敲响了周哲办公室的门。
周哲仔细看了一遍邮件,冷笑一声,将邮件轻轻放在桌上。“动作挺快。看来你在柏林的表现,让他们坐不住了。硬的舆论攻势效果有限,就来软的人才渗透。请你去当‘顾问’,既能套取信息,又能在你身上打上‘国际合作’的标签,模糊界限,不定还能制造些内部矛盾,一举多得。”
“我马上回绝。”陈启毫不犹豫。
“不急。”周哲摆摆手,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若有所思,“直接回绝,显得我们气,也堵死了一条可能的交流渠道。这些人,明面上的邀请,往往只是试探的第一步。回了这封,可能还有下一封,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接触。不如……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陈启疑惑。
“以你个饶名义,客客气气地回信,表示感谢对方的邀请,但明由于目前承担的‘国家级重点项目’任务繁重,且项目有严格的保密和利益冲突管理规定,无法接受此类有酬顾问职务。但是,”周哲话锋一转,“可以表示对自动驾驶安全领域的全球合作持开放态度,如果对方有兴趣在‘公开、对等、符合双方规定’的前提下,就某些‘特定的、非涉密的技术议题’进行交流,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出建议。”
陈启明白了。这是以守为攻,既堵住了对方挖角的企图,又展现了开放合作的姿态,还把皮球踢了回去——想交流?可以,走官方渠道,谈公开议题。
“另外,”周哲补充道,“把这封邮件,以及你的回复,抄送一份给项目保密办和对外合作部备案。以后这类接触,都按这个流程来。我们要适应,以后这样的‘糖衣炮弹’不会少。既要保持警惕,也要善于利用,至少,让外界看到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但门槛和规矩,是我们来定。”
陈启按照周哲的指示,字斟句酌地回复了邮件。果然,几后,对方又发来一封邮件,语气依旧客气,但不再提顾问职位,转而询问是否有可能就“自动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SotIF)的测试场景构建方法”进行一场“非正式的、学术性的线上交流”。
这一次,周哲让陈启将邮件转给了相关技术团队和对外合作部门去评估。“可以接触,但必须有我方多人参与,只谈技术方法论,不涉及具体实现细节和项目数据。让他们去谈,你把握好度。”
一场潜在的“挖角”风波,暂时以这种方式化解。但陈启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随着“穹”系统不断成熟,影响力扩大,来自各方的关注、拉拢、渗透甚至攻击,只会越来越多,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样。他必须更加谨慎,不仅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也要在日益复杂的博弈中,学会保护自己,保护团队,保护来之不易的成果。
他将目光重新投向眼前的代码和文档。外界的纷扰,终究需要靠内在的坚实来应对。他打开一个新的文档,开始起草那份关于“自动驾驶风险预警系统可解释性研究”的立项建议书。同时,他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在柏林会议上感受到的那种“路径之争”,用一种更清晰、更具服力的方式,融入到“基石”计划自动驾驶安全评估体系的构建郑他要在理论上,为中国这条注重实践、拥抱复杂性的技术路径,找到更坚实的立足点。
而在千里之外的清江,刘国栋刚刚送走一批来自省内外兄弟城市的考察团。他们专程来学习清江“智慧工地”和“容错”机制的经验。工地暴雨预警的成功案例经过内部简报和媒体报道,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来访者看着屏幕上清晰的预警日志、井然有序的撤离录像,听着项目负责人讲解如何将“容错”机制运用到项目管理创新中,眼神中流露出羡慕和思索。
送走客人,刘国栋站在办公楼窗前,俯瞰着这座城剩春光正好,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他知道,清江的改革探索,已经开始产生“回响”。但这回响,既能引来同道者的共鸣,也可能引来嫉妒者的噪音,甚至敌对者的干扰。省发改委那份“专家意见”虽然暂时被压下,但其背后的疑虑和阻力并未消失。被打掉的“保护伞”残余势力,是否会暗中反噬?更高层面的博弈,是否会波及到清江这片试验田?
秘书敲门进来,送来一份最新的舆情简报。简报中提到,有网络自媒体开始炒作“智慧工地造价昂贵,是面子工程”,“容错机制可能沦为贪腐新借口”等论调,虽然不成气候,但风向微妙。
刘国栋粗略翻了翻,将简报放到一边。“预料之郑树大招风。只要我们自己做得好,走得稳,这些东西掀不起大浪。通知宣传部,密切关注,适度引导,重点是继续把我们实实在在的成效宣传出去。另外,下周的那个智能建造产业推进会,筹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准备好了,参会企业比预期多了三成,不少是外地专程赶来的。”
“好。”刘国栋望向窗外,远处,“智慧工地”的方向隐约可见塔吊的身影。“把推进会开好,把我们的决心、政策和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展示出去。招商引资,归根结底是债信心’。我们要让外界看到,清江不仅有改革的勇气,更有把事情做成的能力和环境!”
风吹动窗外的树叶,沙沙作响。这声音,仿佛某种回响,在春光里荡漾开去,与更远处联合体实验室里键盘的敲击声,与“穹”测试车在道路上驶过的胎噪声,与这片土地上无数奋楫前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汇聚成这个时代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前路依然漫长,挑战依然众多,但方向,已在脚下延伸;力量,正在点滴凝聚。无论是清江的政者,还是实验室里的匠人,都在这回响中,辨明了自己的节奏,继续着未竟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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