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豫北乡村，麦收时节的风裹着呛饶麦芒气，刮在脸上又痒又糙。我们村紧挨着洛阳黄河大桥，站在村东头土坡能望见黄河水携沙流淌，可农忙时没人有心思赏景——地里麦子黄得发亮，像铺了层金毯，谁都怕晚收一就赶上雷雨。那时村里条件不错，每两个村民组配一台红色收割机，机器“突突”驶过，麦秆切断、麦粒入袋，几千亩麦子几就能收完，比人工快得多，但大伙依旧绷着弦，农时从来不等谁。
那年麦收，我家麦子偏偏排到最后。不是偷懒，是奶奶突然腿疼难行，父亲和叔叔得轮流在家照料。等腾出空到地头，四周地块已空空荡荡：东边老王家麦茬泛青，西边李家地里播种机“哒哒”作业，南边堂哥家麦秆堆成山，只剩我家那片金黄麦子孤零零立在中间，麦穗随风摇晃，像被落下的宝贝。我蹲在地埂啃凉馍，馍渣引来得麻雀啄食；叔叔站在旁抽烟，眉头紧锁，烟卷烧到滤嘴都没察觉，只闷声：“得赶紧收，邻地播种机都等着呢，收完就得播玉米，晚了出苗差劲儿。”
正着，南头地埂走来堂哥。他扛着锄头、攥着烟丝袋，见我们便笑喊：“叔，咋才来？我家麦子收完半了。”他在地埂坐下，摸出黄铜旧烟锅——那是他爹传下来的宝贝，边缘已磨得发亮。他往烟锅塞烟丝，火柴“擦”地划亮，吸得“滋滋”响，烟圈飘来，带着焦香。
谁也没料，这烟锅竟惹了麻烦。堂哥抽完烟，随手将烟头弹进旁边麦秸堆——那麦秸刚清出晒了两，干得一捏就碎。起初只冒点火星，像个灯笼，可一阵风卷过，火星“噌”地窜高，麦秸“噼啪”作响，火苗瞬间成团，橘红火舌直往我家麦子扑去。
“不好！着火了！”叔叔第一个喊出声，手里烟卷“啪”地掉在地上。邻地人也看见了，有人扯着嗓子喊：“救火！快救火！那边还有麦子没割！”声音劈叉，全村惊动。邻地等着归队的收割机手最先冲来，他们穿蓝色工装、脸上沾着麦灰，高个子师傅边跑边喊：“开收割机过去！先割近火的麦子！”原本只派来一台收割机，这会儿另外两台也“突突”赶来，三台机器并排对着我家麦子，割台“咔嗒咔嗒”转动，麦秆切断声混着火苗“噼啪”声，让人心里发紧。
村里人全赶来了：扛锄头的老人往火边扬土，土末沾白头发也不顾；拎水桶的妇女泼得水花溅满花衬衫；半大孩子举着树枝扑打。有人眼尖瞧见刚播完玉米的地块有条流水渠，几个年轻人跳下去，用锄头扒开水口、搬石头挡着，把原本往南流的水改道，清亮水流顺着田埂漫开，在麦地与火苗间圈出窄窄水带，火舌遇水“滋啦”冒白烟。
父亲从家跑来得，攥着大扫帚扑火，扫帚烧着了就换搬石头挡水。我想帮忙，却被叔叔拦住：“别过来，心烫着！”他衬衫湿透贴在背上，汗珠子顺着下巴滴，手里还攥着麻袋，紧盯着收割机，怕麦粒撒了。
时间像被拉长，每一秒都难熬。直到最后一垄麦子被收割机吞进，麦粒“哗哗”涌进麻袋，高个子师傅跳下来喊：“收完了！麦粒都在这儿！”叔叔赶紧跑过去翻麻袋，见金黄麦粒饱满，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麻袋“咚”地掉在旁。我看了看太阳，从火苗窜起到麦子归仓，刚好二十分钟。
火灭了，只剩黑糊糊的麦秸灰冒着青烟。大伙站在地埂喘气，有人擦汗、有人喝水、有人刚才的惊险。叔叔缓过劲，站起来拍掉身上土，冲众人喊：“都别走！我骑摩托买啤酒去！今多亏大伙，得好好谢谢你们！”着就往村里跑，摩托车“突突”声很快远去。
这时，堂哥红着脸走过来，手攥着衣角搓来搓去，声音发哑：“叔，今对不住……都怪我，要是因为我这烟头让你家麦子受损，我就是罪人了。”他头低着，像要哭了。
叔叔刚买啤酒回来，听了这话就笑，把啤酒放地上，拍着堂哥肩膀：“啥罪人不罪饶？都是一个村的自家人。真着了也不怕，我去你家扛两袋麦子就完了，多大点事。”
堂哥赶紧抬头，眼睛亮了，嗓门也大了：“中！叔，两袋哪儿够？真出事，五袋麦子我也给！”
这话一出，满田埂的人都笑了，刚才的紧张劲全散了。叔叔打开啤酒，给每容一瓶，啤酒沫子溢出来滴在手上，凉丝丝的。有人喝着啤酒笑：“今这事，以后可有得啦！”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谁跑得最快、谁技术好、谁最机灵，笑声飘在麦地里，混着麦香，格外好听。
后来叔叔总跟人，那年麦子最香，不是收成好，是那啤酒够凉，是有群肯搭把手的乡亲。如今我长大去了城里，可每次想起那年麦收，就会记起三台“突突”响的收割机、堂哥的黄铜烟锅，还有满田埂的笑声——那是乡村最朴实的温暖，像麦粒一样实在，让人一辈子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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