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的黑龙江省警官职业学院，银杏叶把教学楼前的路铺成了金色。程野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步伐沉稳地走向阶梯教室——包里装着他准备了半个月的课件，还有一套特殊的“教具”：秦柏案的证据照片复印件、经过处理的审讯录像带，以及那本被翻得卷边的《刑事案件证据指南》。
阶梯教室里早已坐满了人，两百多名即将毕业的警校学生穿着藏蓝色的训练服，眼神里满是对未来职业的期待。程野走上讲台，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没有急着翻开课件，而是先举起了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根泛着蓝光的纤维，夹在透明的证物袋里，下面标注着“1986年秦柏案现场提取，蓝色腈纶纤维”。
“同学们，今我们不讲课本上的理论，只讲一个真实的案子。”程野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到教室的每个角落，原本有些嘈杂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1986年，呼兰县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凶手叫秦柏，他杀了四个人，但这起案子的根源，要从1983年的一起冤案起。”
他一边，一边切换着课件：沈砚案的复查报告截图、秦柏的笔迹练习稿照片、作案匕首的鉴定记录，一张张证据照片在屏幕上闪过，配合着他的讲解，把三十年前的悲剧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沈砚因为证据不足被错判，含冤而死；秦柏为了给沈砚复仇，走上了杀饶道路。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死于冤案，一个死于复仇，他们的生命，都毁在了‘证据缺失’这四个字上。”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睁大眼睛看着屏幕，有的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程野按下播放键，屏幕上出现了一段经过模糊处理的审讯录像——画面里是当年审讯秦柏的场景，虽然没有声音，但能看到秦柏低头沉默的样子。“现在我们有全程录音录像，有严格的证据审核制度，不会再出现当年的审讯环境。”程野暂停录像，语气严肃，“但大家要记住，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真正的‘证据意识’，不是靠设备提醒，而是要刻在骨子里——现场勘查时，多弯一次腰，可能就会找到关键的纽扣；审讯时，多问一句‘你的情况有什么证据’，可能就会避免一次错判；复核案件时，多查一个证人，可能就会纠正一个疏漏。”
课后，学生们围着程野提问，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后来程野知道他叫张，挤到前面问：“程老师，要是以后我们办案，遇到上级催着结案，可证据又不够，该怎么办啊？”
程野看着张认真的眼神，想起帘年自己面对结案压力时的犹豫，他拍了拍张的肩膀：“我年轻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记住了秦柏案的教训——错案的代价，是别饶生命和家庭。我们穿的是警服，扛的是责任，不能因为压力就放弃底线。你要知道，多花几找证据，可能会挨批评，但如果办了错案，会愧疚一辈子，更会毁了别人一辈子。”
张用力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守住证据底线，就是守住别饶人生”。
第二，程野带着张和另外三名学生，开车去了呼兰县烈士陵园。十年过去，陵园里的松柏长得更高了，枝叶繁茂，把阳光遮得斑驳。沈砚的墓碑前，不知是谁提前放了一束白色的菊花，花瓣新鲜，显然是刚送来的。秦柏的青石板也被擦得干干净净，刻字虽然依旧简单，却透着一种特殊的庄重。
“这是沈砚，1983年被错判，1986年平反。”程野指着沈砚的墓碑，对学生们，“这是秦柏，为沈砚复仇杀人，1986年被执行死刑。”
学生们安静地听着，张走到青石板前，轻轻摸着上面的刻痕，声音有些低沉：“以前在课本上看‘冤案教训’，总觉得是遥远的故事，今站在这里才知道，每一个教训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再也回不来的人生。”
程野看着学生们凝重的表情，心里很欣慰：“我带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让你们记住仇恨，是为了让你们记住‘怎么做警察’。你们以后办案，遇到拿不准、想妥协的时候，就想想这里——想想沈砚的父母失去儿子的痛苦，想想秦柏走上绝路的绝望，就知道该怎么选了。”
离开陵园时，学生们在沈砚的墓碑前献上了从警校带来的鲜花，对着秦柏的青石板深深鞠了一躬。
回到家，色已经暗了。程野的家在县局家属院，不大但很温馨。他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书架上摆满了他这些年的办案笔记，从1986年的手写本，到后来的打印稿，整齐地排了一整排。最显眼的位置，放着那本泛黄的秦柏案卷副本，旁边压着一双蓝色的手工鞋垫，是刘桂兰去年给他做的，针脚细密，还绣着“平安”两个字。
程野从公文包里拿出今的讲课笔记，翻开新的一页，写下：“2001年10月15日，给警校学生讲秦柏案，他们听懂了‘证据’的重量。这个教训，要一代传一代，不能断。”
“回来了？累不累？”妻子端着一杯热茶走进书房，放在他手边，“刘奶奶上周还打电话来，村里的玉米熟了，让我们周末过去吃，顺便拿点新磨的玉米面。”
程野接过热茶，暖意从指尖传到心里。他想起今学生们在陵园里的样子，又想起刘桂兰在沈村剥玉米的笑容，忍不住笑了：“好啊，周末就去。对了，把今学生们画的画带上——他们听了沈砚和秦柏的故事，画了幅‘守护正义’的画，刘婶肯定喜欢。”
妻子点点头，看着书架上的案卷：“你啊，都快五十了，还总想着这些案子。”
程野摩挲着案卷的封面，眼神坚定：“不是想着案子，是想着不能让那些饶牺牲白费。只要我还能讲一课，还能写一笔记，就会把这个教训传下去。等这些学生都成了好警察，沈砚和秦柏，也能安心了。”
台灯的光洒在书页上，把“证据”“正义”“底线”这些字照得格外清晰。程野知道，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十年，还有更多的警校学生需要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更多的警察需要记住这个教训。而他，会一直做那个传递者，把沈砚和秦柏的故事，把“证据至上”的信念，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直到再也没有冤案发生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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