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的大唐，就像开了挂的球队，身边总不缺能征善战的“猛将”，侯君集就是其中一个。这人早年跟着李世民打下，后来又领兵灭了高昌国，把西域那块难啃的骨头给啃了下来，按该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封官加爵，金银满箱，皇帝还时不时召他进宫唠唠嗑，这份恩宠，多少人羡慕得眼睛发红。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风光无限的功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位列第十七位的侯君集，最后居然栽在了“谋反”上，落了个身首异处、家人流放的下场。起来，这事儿的起因，还得从他灭高昌那回起。
当年侯君集带着大军平定高昌，打赢之后脑子一热，就干了件糊涂事——把高昌国库里的金银珠宝、奇珍异宝，偷偷往自己家里搬。本来这事要是做得隐蔽点，不定还能蒙混过关，可他偏偏仗着自己有功，一点不收敛，手下的士兵见将军都这么干，也跟着哄抢，最后闹得人尽皆知，传到了唐太宗耳朵里。
太宗皇帝一听就火了：“朕让你去平定叛乱，是为了大唐的江山，不是让你去中饱私囊的！”当即就把侯君集下了大狱。虽后来因为不少老臣求情，太宗念及他往日的功劳，没真严惩他，只是把他放了出来，但侯君集心里的疙瘩却结下了——他觉得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拿点东西怎么了？皇帝这是故意找茬，不把他放在眼里。
从那以后，侯君集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在家唉声叹气，还总跟人抱怨皇帝“薄情寡义”。这时候，太子李承乾正因为弟弟李泰受宠，担心自己的太子位不保，到处找“盟友”。听侯君集对皇帝不满，李承乾就主动找上门来，俩人一拍即合，凑在一起嘀咕怎么“保住太子位”，最后越聊越离谱，居然琢磨起了“谋反”——计划着趁太宗外出狩猎的时候，带人控制皇宫，逼太宗退位。
侯君集本来就一肚子怨气，被李承乾这么一撺掇，脑子一热就答应了，还主动出谋划策，自己手里有不少旧部，可以调动起来。可他们千算万算，没算到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这伙子是个实在人，觉得老丈人跟着太子搞谋反，早晚得掉脑袋，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向太宗举报。
太宗听后，一开始还不敢信，毕竟侯君集是跟着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可等派人一查，证据确凿：侯君集跟李承乾来往的书信里，全是谋逆的话，家里还藏着跟谋反有关的兵器和图纸。太宗这才心凉了半截，把侯君集召进宫里对质。
侯君集见事情败露，也没再多辩解，只是跪在地上，哭着求太宗念在往日的情分，饶他一命。太宗看着他，也忍不住叹气——他是真舍不得杀这个功臣，毕竟侯君集跟着自己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可大臣们不干了，纷纷进言上书，长孙无忌站出来：“陛下，谋反是灭族的大罪，要是饶了侯君集，以后谁还会把国法放在眼里？将来人人都学他，大唐的江山还怎么保？”
太宗没办法，只能下令将侯君集斩首。临刑前，侯君集又求太宗：“我死了没关系，求陛下饶了我的妻子儿女，别让他们跟着我受苦。”太宗念及旧情，答应了他，最后只把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到岭南，没有赶尽杀绝。
临刑那，侯君集看着前来送别的儿子，哭着：“爹对不起你，以后好好在岭南过日子，别学爹糊涂！”可再后悔也晚了，刀光一闪，这位凌烟阁功臣的一生，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记载此事时，写道：“君集临刑，容色不改，谓监刑将军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于藩邸，击取二国，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岭南。” 司马光写史向来客观，不偏不倚，却在这段记载里藏了几分惋惜——侯君集本有不世之功，若能谨守臣节，必能善终，可他偏偏因贪念起怨恨，因怨恨走歧路，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太宗虽有惜才之心，却也不得不顾及国法，这正是“君君臣臣”的两难：帝王需讲恩义，更需守国法；臣子需念恩宠，更需知敬畏。侯君集之败，败在“不知敬畏”，也给后世臣子提了个醒：功高不可盖主，恩厚不可忘形。
作者
我倒觉得，侯君集的悲剧，不止是“贪念”和“怨恨”那么简单，更像是一种“功臣的错觉”——他总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就该拥影特殊待遇”，可以不受国法约束，甚至可以对皇帝的不满“付诸行动”。这种错觉，放到现在也很常见：就像有些公司里的老员工，觉得自己资历老、贡献大，就可以迟到早退、不遵守规章制度，甚至对新领导指手画脚，最后落得被辞湍下场。其实不管是古代的臣子，还是现在的普通人，“功劳”从来都是“过去时”，而“规矩”才是“现在时”和“将来时”。太宗剪须救李世积，是因为李世积懂“功不抵过，恩不忘形”；侯君集落得身死族迁，是因为他把“功劳”当成了“特权通行证”。到底，一个人能走多远，不是看他曾经立了多大的功，而是看他能不能始终守住自己的“底线”——底线在，人就在；底线破，人就落。
本章金句
功劳是过去的“勋章”，不是当下的“特权”；恩宠是一时的“温暖”，不是一生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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