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的长安城，比往常多了几分热闹——吏部尚书高士廉带着一群学士，熬了好几个月，终于把《氏族志》给编完了。这书可不是普通的家谱，是要用来定下家族高低的“官方排行榜”，谁家能排前面，谁家出门就能挺直腰杆，出去都倍儿有面子。
高士廉捧着厚厚一摞书稿，心里还挺得意。他觉得自己这次考虑得周全，把自古以来的名门望族都捋了一遍，尤其是那些“老牌贵族”，比如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那可是几百年的世家，就算改朝换代，人家的声望也没掉下来过。所以在最初的版本里，他直接把黄门侍郎崔民干排在邻一——崔民干出身博陵崔氏，论家世渊源，确实没几家能比。
可没等高士廉把这份“排行榜”官宣，唐太宗李世民就先看到了初稿。他翻到第一页，看见“崔民干”三个字排在最上头，眉头瞬间就皱起来了：“高士廉啊，你这书是给今朝编的，还是给前朝编的？”
高士廉愣了一下，赶紧解释：“陛下，崔氏是千年望族，代代出人才，论门地声望，确实该排第一。”
唐太宗放下书稿，指着上面的名字笑了：“朕问你，如今坐在龙椅上的是谁？是李家，不是崔家！前朝的旧门地，能当饭吃？能帮朕治理下？”
这话可把高士廉问住了。唐太宗接着：“当年汉高祖刘邦，本是亭长出身，可他得了下后，照样能让刘家成为下第一家。朕的李家，打下、定社稷，难道还比不上那些只会靠祖宗名声的旧贵族？”
其实唐太宗心里早有盘算——他不是跟崔家过不去，是看不惯“只认家世不认功劳”的老规矩。当时朝堂上，不少旧贵族子弟仗着自己出身好，就算没什么本事，也总觉得高人一等；而那些跟着他打下、办实事的功臣，却因为家世普通，常常被人轻视。他想借编《氏族志》的机会，改改这股风气：从今往后，家族高低，得看今朝的品秩功劳，谁为国家做的贡献大，谁就能排在前面。
于是唐太宗给高士廉下了死命令：“重新编！皇族李氏必须排第一，外戚次之——毕竟外戚也是帮着朕稳固江山的。至于崔民干，让他排第三，往后都按这个规矩来，谁在朝里官大、功劳多，谁家就往前排。”
高士廉不敢怠慢，赶紧带着人重新修订。这一修订，可把不少旧贵族的“玻璃心”给戳碎了。有个出身清河崔氏的老臣，听自家从“第一梯队”掉了下来，专门找高士廉诉苦：“我们崔家几百年的声望，怎么就比不过李家的新贵呢？”
高士廉只能无奈地劝：“老大人，这是陛下的意思，也是为了朝廷好。您看如今朝堂上，李家人要么领兵打仗，要么治理地方，哪一个不是实打实的功劳？咱们崔家虽有声望，可在今朝的贡献，确实比不上皇族啊。”
折腾了好一阵子，新的《氏族志》终于编好了——皇族李氏稳稳坐在第一，外戚紧随其后，崔民干降到第三，总共收录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家。唐太宗看了新稿，这才满意地点头：“这样才对嘛！让下人都知道，跟着朕好好干，不管出身如何，都能光宗耀祖；要是只会抱着祖宗的名声混日子，就算以前再风光，也只能往后排。”
后来这部《氏族志》颁行下，果然起到了大作用。不少寒门子弟看到“家世不再是硬门槛”，都卯足了劲读书做官，想靠自己的本事让家族上榜；而那些旧贵族，也不敢再只靠家世摆谱，开始踏踏实实做事，生怕自家排名再往下掉。朝堂上的风气，一下子就清爽了不少。
司马光
《资治通鉴》里记这件事，特意把唐太宗的原话写了进去，可见司马光对这事的认可。在古人看来，“正名分”是治国的大事，而唐太宗修订《氏族志》，正是“以今朝功贵定门第”，打破了旧贵族的垄断，让寒门有了上升的通道。这不仅能收拢下人才的心，更能让朝廷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为国家做事的人手里，是“明智之治”的体现。
作者
细想这事，唐太宗哪是在排“家族座次”，分明是在搞“人才激励机制”。他知道，一个国家要想长久，不能只靠老祖宗留下的“名声”，得靠活着的人实实在在的贡献。旧贵族的“门地论”，就像给人才发展套了个枷锁——不管你多有本事，出身不好就只能靠边站，这谁还愿意好好干活？
而唐太宗改的规矩，相当于给所有人画了一条“公平线”：你行你上，不行就往后靠。这跟咱们现在职场里“凭业绩话”是一个道理——总不能因为谁家里祖上是老板，就把他直接提拔成经理，那些辛辛苦苦做项目、拿业绩的员工，反而没机会。唐太宗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一部《氏族志》，告诉所有人“努力比出身更重要”，既激励了人才，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可谓一举两得。
本章金句
祖宗的光环照不亮当下的路，自己的本事才是一辈子的“硬通货”。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要是你是高士廉，最初编《氏族志》时，除了考虑旧门地，还会用什么办法平衡“家世”和“功劳”？要是你是崔民干，得知自己从第一降到第三，你会怎么跟唐太宗表达自己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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