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坑儒”，朕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方士与乱臣”。当年朕派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他们拿了朕的钱财，却私下诽谤朕“刚愎自用”“贪于权势”，然后逃之夭夭；同时，儒生淳于越等人勾结六国旧贵族，暗中散布“秦必亡”的谣言，煽动百姓叛乱。
朕杀的460余人，皆是证据确凿的“欺君之方士”与“谋逆之儒生”，并非滥杀无辜。后世将“坑儒”成“屠杀知识分子”，不过是儒生为了抬高自己，刻意抹黑朕罢了——若朕真要杀儒生，为何还让叔孙通等儒生留在朝中？
后世笑朕“求仙炼丹，荒唐可笑”，却不知帝王也影怕”。朕50岁时，身体已不如前，深知“朕死之后，下能否安定”是最大的隐患。扶苏虽贤，却与蒙恬常年在外，朝中赵高、李斯各有私心；胡亥年幼，难当大任。
朕渴望长生，并非只为“自己活久点”，而是想“多活几年，把郡县制彻底巩固，把六国旧势力彻底清除，把继承饶问题安排妥当”——朕怕自己走得太早，辛苦打下的一统江山，又回到诸侯割据的老路。
派徐福东渡求仙药，朕本就没抱太大希望，更多是“死马当活马医”；让方士炼丹，也不过是想“调理身体，多撑几年”。后世只看到“耗费财力”，却没看到朕晚年仍在巡游全国——第五次巡游时，朕从咸阳出发，经云梦泽、会稽山、琅琊台，一路考察民情、整顿吏治，最后病逝于沙丘，死前还在关注“百越是否安定”“匈奴是否异动”。若真为“沉迷求仙”，朕何必如此操劳？
最让朕觉得讽刺的是：后世王朝，嘴上骂朕“暴君”，行动上却全在“学朕”。汉承秦制，沿用郡县制、三公九卿制，连《汉律》都是在《秦律》基础上修改；唐完善科举制，本质是延续朕“打破贵族世袭、选拔实用人才”的思路；宋、明、清强化中央集权，更是将朕的“郡县直管”推到极致——连朕修长城的做法，明朝都在效仿，重修了万里长城。
后世帝王，一边用着朕创立的制度，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安稳，一边又骂朕“残暴”，以此彰显自己“仁政”。刘邦骂朕“焚书坑儒”，却在建国后“叔孙通制礼”，本质还是“统一思想”；唐太宗赞朕“统一之功”，却在征伐高句丽时“劳民伤财”，与朕当年打百越、修长城何异？康熙夸朕“奠定华夏版图”，却搞“文字狱”，与朕“焚书”本质都是“管控思想”——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朕倒想问问后世帝王：若没有朕的郡县制，你们能否牢牢掌控地方？若没有朕的统一文字，你们能否让政令畅通全国？若没有朕的长城，你们能否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你们享受着朕留下的“大一统”红利，却骂朕“残暴”，这算什么？算“得了便宜还卖乖”！
朕这一生，不求后世称“仁君”，但求后世认“一统”。朕灭六国，非为“个人功业”，而是为了让华夏不再分裂；朕创制度，非为“独断专斜，而是为了让下有章可循；朕用重典，非为“嗜杀好虐”，而是为了让乱世快速安定。
后世赞朕也好，骂朕也罢，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自朕之后，“大一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追求，无论下分崩离析多久，最终都会走向统一。这，就是朕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比任何骂名、任何赞誉都重要。
若有来世，朕仍会选择“扫六合、立郡县”，仍会用“铁腕”推行一统——因为朕知道，只影统一”，才有华夏的延续；只影集权”，才有下的安稳。至于后世的评价，朕不在乎——帝王的功过，从来不是由儒生的笔杆子写就，而是由“下是否安定、百姓是否能活下去”来评牛朕做到了“终结乱世、奠定一统”，这就够了。”
汉高祖刘邦：“朕提三尺剑斩蛇起义，从亭长做到皇帝，靠的是‘知人善任’（用萧何、韩信、张良）；嬴政这子，靠着六世先君积累的家底，用李斯、王翦之辈十年灭六国，论‘借力打力’，咱俩倒有几分相似。不过他灭六国后‘斩草除根’，把六国贵族全迁到咸阳，朕却‘分封异姓王’，结果闹出英布、彭越叛乱，这点他比朕‘狠辣’，也比朕‘看得远’——分封这事儿，确实是‘养虎为患’，后来刘彻（汉武帝）搞‘推恩令’才摆平，早知道当年该学他‘郡县直管’。
他创‘皇帝’称号，搞‘三公九卿’，把权力攥在自己手里，朕也学他‘称皇帝’，却保留了不少‘分封旧制’，结果朝堂上‘郡县’‘分封’两头拉扯，直到文景时期才慢慢理顺。最佩服他‘统一文字、度量衡’，当年朕进咸阳，萧何只想着收秦律文书，他却能想到‘文字不一，政令难携，这格局比朕大。不过他太‘刚愎’，听不进不同意见，淳于越句‘分封好’就被他怼回去，还搞‘焚书’；朕当年听郦食其‘分封六国后裔’的馊主意，被张良怼了一顿就立马改，这点朕比他‘灵活’。
他修长城、开灵渠，是为了稳固边疆，朕也派娄敬‘和亲匈奴’，都是为了给王朝‘争取喘息时间’。但他‘滥用民力’，常年200万民夫服役，把百姓逼得没活路，朕就懂‘休养生息’，‘约法三章’减赋税，这才让汉朝稳住根基。到底，他是‘打下的狠角色’，却不懂‘守下要柔’；朕是‘守下的老油条’，却在‘定制度’上比他差远了——要是能把他的‘制度硬气’和朕的‘民生软寨结合，或许王朝能少走很多弯路。”
汉武帝刘彻：“嬴政北击匈奴、修长城，朕派卫青、霍去病横扫漠北、封狼居胥，都是把‘边患’按在地上摩擦，这份‘扬国威于四方’的魄力，咱俩最像！他设郡县管下，朕搞‘推恩令’削诸侯，都是为了‘中央集权’，不过他是‘一刀钳废分封，朕是‘温水煮青蛙’拆诸侯，比他更‘巧’——毕竟他当年刚统一，能用蛮力；朕面对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诸侯，只能用谋略。
他‘统一文字、度量衡’，为华夏立了根基；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王朝定了思想，都是‘统一人心’的活儿。不过他靠‘焚书’硬来，把事儿办得太绝，落下骂名；朕靠‘尊儒’软推，既拢住了读书人，又暗行法家之术（外儒内法），比他‘聪明’。他搞‘三公九卿’，朕设‘中朝’削丞相权，都是为了把权力攥在手里，但他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互相牵制，朕却把权力都收归内朝，结果晚年出了江充这样的奸臣，这点他比朕‘懂制衡’。
他征伐百越、开灵渠，把岭南纳入版图；朕开拓西域、设河西四郡，打通丝绸之路，论‘拓土’，咱俩不分伯仲。但他打百越靠‘人海战术’，耗了百万民夫；朕打匈奴靠‘骑兵闪电战’，效率更高，还没把国库掏空，这点朕比他‘会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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