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工具的处理更需谨慎。钢笔和铅笔，他拆开，将笔尖、笔舌等金属和塑料部件分别用钳子夹断、扭曲，然后分几次扔进楼下不同方向的公共垃圾堆（避免被一次性发现）。旧纸张和印泥，连同焚信炉里的灰烬一起，用报纸包好。印章是最麻烦的，尤其是那枚仿刻的“清水一郎”私章（用于在部分伪造文件上盖章）。他先用锉刀将印章表面的字迹彻底锉平，然后将印章体（通常是硬木或牛角）放入一个铁罐，倒入一些硝酸，盖上盖子（留缝隙）。硝酸会缓慢腐蚀印章材质，最终使其面目全非。这个过程需要几个时，他将铁罐放在厨房通风的角落。
接下来是处理“线人”和“中间人”的潜在风险。王顺和傅家骏，他并不担心。王顺胆怕事，只负责送了一次不明包裹，甚至不知道内容，现在恐怕已经躲起来了。傅家骏是主动（尽管是被迫）参与举报的“受害者”和“证人”，在宪兵队那里已经挂了号，为了自保，他只会咬死清水，绝不会主动牵扯出匿名举报信的来源。而且，傅家骏并不清楚背后真正操纵的是周瑾瑜，他可能以为是某个清水的政敌或重庆方面。
需要处理的是那个俄国药剂师。他知道的太多吗？其实也不多，他只是个拿钱办事的中间商，甚至不知道周瑾瑜的真实身份和用途。但谨慎起见，周瑾瑜还是决定做点什么。他拿出纸笔，用左手写了一封简短的匿名信，内容是警告药剂师，他最近出售的“特殊试剂”可能被用于非法活动，建议他立刻离开哈尔滨避风头，并附上了一卷钞票（从清水“贪污”的“赃款”中预留的一部分）。他将信和钱装进信封，没有贴邮票，打算晚些时候亲自投递到药房的门缝里。这足以让那个精明的老俄国人明白该怎么做。
做完这一切，色已经暗了下来。炮声似乎更近了些，偶尔还能听到零星的、清脆的枪声，不知道是日军在处决“可疑分子”，还是溃兵在抢劫。城市电力供应已经不稳定，灯光忽明忽暗。
周瑾瑜感到一阵疲惫，不是身体的，而是精神深处泛上来的、冰冷的倦意。他摘掉橡胶手套，洗干净手，走到客厅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向外望去。街道漆黑一片，只有远处宪兵队大楼和日军兵营还有零星灯光。这座他战斗了四年的城市，正在死亡的阵痛中挣扎。
他忽然想起，卧室床头柜抽屉里，那张顾婉茹留下的验孕单，他还没有处理。那是她留下的唯一直接痕迹，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也最不敢轻易触碰的角落。
他走回卧室，打开那个抽屉。验孕单还静静地躺在最底层，用一本旧书压着。他拿起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简略的俄文医疗术语和那个代表阳性的“+”号，依然清晰。他没有用硫酸，也没有烧掉它。他看了很久，然后走到书房，拿出一个平时很少使用的、带锁的铜制烟盒（顾婉茹送他的生日礼物）。他将验孕单心翼翼地折叠好，放进烟盒最底层，然后锁上。接着，他打开那个已经处理完灰烬的焚信炉，将烟盒整个放了进去。
这一次，他没有点燃火焰。他只是看着那个静静躺在炉膛里的烟海他知道，自己无法销毁这个。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这不再是需要清除的“痕迹”，这是他必须背负的“记忆”和“希望”。带着它，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就是致命的破绽。但他更无法接受让它化为灰烬，仿佛那个可能存在的、连接着他和婉茹的未来，从未存在过。
这是一个不专业的、感性的、甚至可以是危险的决定。但此刻，他允许自己有了这么一点点“不专业”。他将烟盒从焚信炉里取出，擦干净，放回了书架上一个极其隐蔽的夹层里——那里原本是存放备用密码本的地方，现在空了。
就在他刚把烟盒藏好，准备去厨房查看印章腐蚀情况时，门外走廊里，传来了极其轻微的、不同于寻常邻居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似乎在刻意放慢放轻，停在了他家门口附近。
周瑾瑜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呼吸屏住。他轻轻吹熄了台灯，无声地移动到门后，从猫眼（当时桨门镜”，还不普及，但他这栋楼比较新，装有）向外望去。
走廊灯光昏暗，他看到一个模糊的、穿着深色衣服的人影，正背对着他的门，似乎在查看隔壁的门牌，又似乎在……倾听？
是谁？宪兵队的人？吉田少佐派来暗中监视的？还是清水一郎留下的死忠？或者是其他什么势力？
门外的人影停留了大约十几秒，然后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脚步声消失在楼梯方向。
周瑾瑜没有立刻开门查看。他在门后静静地站了足有五分钟，确认外面再无任何动静。心脏在胸腔里平稳而有力地跳动，刚才那一瞬间的紧绷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警惕。
清扫工作，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黑暗中的眼睛，也许不止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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