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的思政殿内，案上摊着《大齐刑狱录》，李宸手指停在“去年青州民变，因苛税逼得农户卖儿鬻女，最终聚众抗官”的记载上，目光沉凝。待诸位侍读学士与宗室子弟落座，他举起《道德经》，朗声道：“今日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诸位且思：百姓若连死都不怕，君主用死刑威慑，又有何用？若百姓本畏死，却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此时仅凭杀戮镇压，真能止乱吗？还赢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这‘司杀者’究竟是谁？为何代其行刑，定会‘伤其手’？”
话音刚落，宗室子弟李佑便起身问道：“太子殿下，自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死刑本是震慑宵的利器。若百姓不畏死，难道不该加重刑罚，让他们重新生出敬畏吗？”
李宸摇了摇头，指着《刑狱录》中青州民变的后续记载：“李佑兄请看，青州民变初期，地方官一味用死刑镇压，杀了三名为首的农户，可民变反而愈演愈烈——为何？因农户们已无活路：苛税让田地被收，妻儿难以饱腹，死是早晚的事，倒不如反抗求一线生机。这便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百姓被逼到‘死路’，死刑的威慑便成了空谈。后来陛下派钦差去青州，免了三年苛税，还发放粮种，民变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了——可见让百姓‘畏死’的前提，是让他们赢生路’可走。”
侍读学士周彬又问：“殿下，《道德经》‘常有司杀者杀’，这‘司杀者’若是道，那君主执法行刑，不就是‘代杀人’吗？为何会‘伤其手’？”
“‘司杀者’非独道，更是‘民心’与‘律法’的结合。”李宸走到殿中，语气郑重，“律法本是为护百姓生计、守下公平而设，若君主或官员抛开律法本意，为私欲滥用死刑，便是‘代司杀者杀’。就像前朝有位皇帝，因臣子进谏触怒他，便不顾律法，下令将臣子腰斩——看似是‘执法’，实则是泄私愤。后来这位皇帝众叛亲离，最终被叛军所杀，这便是‘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违背律法本心滥用刑罚，终将引火烧身，伤及自身乃至社稷。”
他拿起案上的《大齐律》，翻到“死刑复核制”一页：“我朝设‘三复奏’制度，凡判死刑者，需经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次复核，最后由陛下亲批——为何如此？便是怕‘代司杀者杀’。去年关中有人因偷粮被判死刑，复核时发现他是为了救饿晕的老母，陛下最终改判流放，还赐了他母子粮种。这便是不‘代司杀者杀’：律法虽严，却不违民心；刑罚虽有，却留一线生机。”
宗室子弟李玥轻声道：“殿下，那若是真有穷凶极恶之徒，如山贼、刺客，难道也要姑息吗？”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从非主张姑息恶徒。”李宸解释道，“关键在‘使民常畏死’——让百姓有活路、有牵挂，自然不愿犯险；若有人仍要为非作歹（为奇者），再依法惩处，才是正道。就像去年京中抓了一伙劫掠商旅的山贼，他们本是良民，却因好逸恶劳沦为盗匪，残害了数十条人命。朝廷依法将其斩首，百姓无不称快——这不是‘代司杀者杀’，而是顺应民心、执行律法，既震慑了恶徒，也护了百姓安宁。”
讲道近尾声时，李宸总结道：“诸位需记：‘民不畏死’，非百姓生不惧，而是君主失德、民生凋敝所致；‘代司杀者杀’，非不可行刑，而是不可背离律法本心、滥用刑罚。治国者当以‘让百姓有生路’为根本，以‘依律法慎行刑’为准则，方能让百姓‘畏死’（珍惜生命）、让下‘无乱’（安定太平），避免‘伤其手’的祸患。”
思政殿外的日光渐斜，诸位子弟与学士望着李宸手中的《道德经》，眼中多了几分领悟。这场讲道，不仅让他们读懂了“民不畏死”的警示，更明白了治国的根本在“养民”而非“杀民”，执法的关键在“顺民心”而非“逞权威”——这便是太子李宸欲传递的治世之德，也是大齐江山长治久安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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