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五千万元的应急资金如同强效镇静剂，暂时稳住了栾城和大昌矿业上万员工濒临崩溃的神经。
10月15日之后，随着首批拖欠工资的陆续发放，聚集在大昌矿业总部前的人潮逐渐散去，街头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笼罩在栾城市委市政府头上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阴云暂时飘远。
市委书记王道孝常务副市长张永春等人终于得以睡上一个相对安稳的觉，虽然醒来后面对的依然是堆积如山的烂摊子，但至少，最危险的爆炸引信被拆除了。
然而，明面的风暴暂歇，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标志着博弈进入了更复杂、更隐秘、也更具决定性的新阶段——资产处置与利益再分配。
大昌矿业，这个曾经市值数百亿、横跨矿业、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庞然大物，虽然因吉正豪的罪恶和齐发珂的倒台而轰然崩塌，但其庞大的“尸身”依然蕴含着惊饶价值，或者，是“可分割的利益”。
大昌矿业作为省内能源龙头，旗下的优质煤炭资源、部分配套的洗选厂、铁路专用线等让人垂涎已久。此前碍于吉正豪和齐发珂的势力无法下手，如今障碍清除，无数张贪婪的大嘴准备要上一口，甚至独吞。
现在这具“腐尸”倒在了资源与资本的草原上，立刻吸引了无数嗅觉灵敏的“食腐动物”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目光贪婪地打量着哪些部分还能榨出油水，哪些骨头还能啃下点肉髓。
最先动起来，也最名正言顺的，是债权人。
以昌州市商业银行为首的七家金融机构，持有大昌矿业及其关联方超过五十亿的贷款和股票质押债权。
在借款之初，它们是大昌的“输血者”和“合作伙伴”，享受着高额利息和看似稳固的抵押；如今，它们成了最焦虑的“讨债者”。
股票质押的股票已成废纸（停牌且可能退市），抵押的矿权、房产大多涉及司法查封，流动性近乎归零。
一亿五千万工资借款的优先支付，更是让它们感到了深深的危机——员工的工资债权在法律上具有优先性，这意味着未来处置资产时，银行能拿回的比例可能进一步缩水。
各家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夜以继日地开会，催促法务部门加快诉讼和财产保全的步伐，同时派出精干的客户经理和律师，频繁往来于栾城、昌州、甚至省城，与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大昌矿业残存的管理层（以老谢为代表的留守班子）接触，试图摸清资产底数，并尽可能地将自己持有的抵押物“特定化”、“独立化”，以免在未来的大锅饭里分不到羹。
紧接着是供应商和工程承包商。
大昌矿业盘子铺得大，常年有数百家大大的供应商为其提供设备、配件、油料、爆破物资等，还有数十家建筑公司、安装公司承接着其各类工程。
大昌出事，它们的应收账款瞬间变成了坏账风险。数额的自认倒霉，数额大的则心急如焚。他们开始组织起来，推选代表，带着合同和欠条，前往栾城市政府信访、到大昌矿业总部静坐（虽然规模不大），甚至直接向法院起诉。
他们的诉求直接而朴素：还钱！他们不像银行那样有复杂的抵押和风控，他们的身家性命可能就压在这笔货款或工程款上。这些饶加入，让栾城的维稳压力从单一的员工工资问题，向多维度、分散化的债务纠纷扩散。
然而，真正有能力、有野心、也试图从这具“腐尸”上撕下大块肥肉的，是那些虎视眈眈的产业资本和投资机构。它们按地域和背景，大致可分为几股势力：
省内“地头蛇”与关联方：
东航资本：虽然其刚刚提供了救命借款，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但明眼人都知道，林东航的出手绝非单纯的慈善。
他们派出的团队，在陈明远离开后并未完全撤离，而是以“协助梳理资产”、“提供技术咨询”等名义继续活跃，深入各个矿厂调研，评估资源价值和技术状况，为可能的收购或合作做前期准备。他们的优势在于资金充足、与栾城市地方政府关系正在升温，且出手“救时赢得晾义分。
其他省内国企及关联企业：省投资集团、省能源集团等其他省属国企，以及一些与已倒台的齐发珂并无直接关联、但同样在省内拥有深厚资源的民营企业，也纷纷闻风而动。
它们的目标可能相对分散，有的看中某些特定的矿权，有的对大昌矿业在昌州或省城的地产项目感兴趣，有的则想接手其部分相对健康的销售渠道或客户关系。
这些势力背景各异，有的与现任省领导关系密切，有的则盘踞地方多年，它们彼此之间，既有合作的可能，更有竞争的关系。
省外“过江猛龙”：
晋西、陕北的煤业巨头：来自煤炭资源大省的几家大型民营煤企和国有煤业集团，对东山省的煤炭资源觊觎已久。大昌矿业的崩塌，尤其是其几个储量不错、开采条件相对较好的主力矿井（如非龙须沟的其他矿），在他们眼中是绝佳的跨区域扩张机会。
这些“过江龙”资金雄厚，在行业内经验丰富，行事风格往往更加激进和市场化。他们通常不直接与地方政府打交道，而是通过聘请本地有能量的“中间人”、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秘密接触大昌矿业的关键技术人员、管理层，甚至尝试与部分债权人达成债权收购协议，意图“曲线救国”，从债权或股权层面实现对核心资产的控制。他们的出现，让本就复杂的局面增添了更多变数。
东南沿海产业资本：一些从制造业、地产行业积累了大量资金，正寻求向资源行业转型的东南沿海资本，也嗅到了机会。他们看中的或许不是煤炭开采本身，而是大昌矿业旗下与煤炭伴生的稀有金属资源、或者其拥有的工业用地、物流资产等。这些资本运作手法灵活，擅长资本运作和包装，但往往对矿业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了解不深，容易成为被利用的对象或者制造混乱的因子。
国际“秃鹫基金”与投机者：
嗅觉最灵敏的往往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秃鹫基金”（distressed debt Fund）。专门从事困境资产投资的国际基金，早已通过公开信息和分析报告，盯上了大昌矿业这笔“不良资产盛宴”。它们行动隐秘，通常通过其在香港或开曼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开始悄悄收购大昌矿业在海外发行的债券（如果有）、或者通过复杂的渠道，接触和收购国内银行手中持有的、对大昌矿业的不良债权包。它们的目的是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这些“坏账”，然后通过债务重组、司法诉讼、资产拍卖等多种手段，最大化地榨取价值。它们不参与经营，只追求财务回报，手段专业而冷酷，是真正的“食腐专家”。此外，一些国际性的矿业公司也可能派代表前来考察，但受制于外资进入资源行业的政策限制，它们更多是观望或寻求与国内资本合作。
除了这些外部势力，大昌矿业内部也并未完全平静。以党委副书记老谢为首的留守班子，在发放工资后，权威有所恢复，但内部的人心并未完全凝聚。一些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在看清公司无力回之后，开始暗自寻找下家，有的甚至偷偷将客户资料、技术图纸、内部数据拷贝带走，作为投奔新主的“投名状”。更有些与吉正豪案牵连不深、但手握实权（如负责某个矿区生产或销售）的管理人员，开始打起“算盘”，琢磨着能否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暂时的管理真空，将部分还能产生现金流的业务或资产“体外循环”，中饱私囊，或者为自己未来的出路积累资本。
栾城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张永春领导的大昌矿业风险处置工作组，一下子从“救火队”变成了“资产看守人”和“利益平衡者”。他们手中握着开启大昌矿业资产处置大门的“钥匙”，却也坐在了火山口上。每一方势力都想接近他们，影响他们，从他们手中获得关于资产清单、债务情况、处置思路乃至政策倾向的“内部消息”。情的、打招呼的、许诺好处的、甚至暗中施压的，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纷至沓来。
张永春的办公室和手机，再次变成了热线。
但与之前工人讨薪时的焦虑和急迫不同，这次涌来的是一种黏稠的、充满算计的、令人倍感压力的“热情”。他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
如何在这群狼环伺、各方利益剧烈碰撞的混乱局面中，守住底线，确保资产处置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挽回损失、清偿债务（尤其是优先保障职工债权），并尽可能为栾城未来的产业发展留下一点火种，而不是让这块肥肉在无序的撕扯中被瓜分殆尽、留下一地鸡毛，这将是他和他的工作组面临的，比筹集工资更加艰巨的挑战。
平静的湖面下，吞噬一切的暗流，正在疯狂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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