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城的秋露总比别处稠些,清晨推开试验室木门时,鞋尖沾着的露水在门坎上洇出浅痕,檐角铜铃被风撞得叮当响,倒像是在替我数着日子——自穿越到这时代,已是第五个秋了。
案头的油灯芯结着层黑垢,还剩半盏油,昨夜画到三更的纺车图纸上,落了片干枯的桂花瓣。许是后半夜风大,从窗缝钻进来的,花瓣边缘卷得厉害,却还留着点若有似无的香。我伸手拈起花瓣,指腹触到纸页上未干的炭痕,那是昨夜画到踏板传动杆时,不心蹭到的,像道浅浅的疤。
“先生早。”林三郎抱着摞木板进来,鞋底子沾着的黄泥浆在青砖地上拖出蜿蜒的痕,活像条刚爬过的蚯蚓。他把木板往案上一放,里面整齐码着的木齿轮便露了出来,齿尖被砂纸磨得圆润,边缘还留着木匠凿子的细密凿痕,阳光斜斜照过,能看见齿面泛着的淡淡木光。
“铁匠铺送了新打的齿轮,您看看这齿距合不合心意?”他着,拿起枚齿轮递过来,掌心的汗把木齿润得有些发亮——这孩子总这样,做活时比谁都专注,递东西时却总带着点紧张。
我捏起齿轮对着晨光转了转,木质是去年嘱咐留的老枣木,阴干足有两年,纹理密得像揉皱的锦缎,用指甲刮了刮,木茬硬得能硌出白印。“齿距差半分。”我用指甲在齿间量了量,指腹能感觉到相邻两齿的间距确实不均,“让木匠再修修,不然咬合时会晃,传动力道也不均匀。”
林三郎凑过来看,鼻尖几乎碰到齿轮:“半分?先生您这眼睛,比木匠的卡尺还准。”他挠挠头,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张铁匠,要是能烧出黄铜,这齿轮能更耐磨,就是……”
“火候还不够。”我接过话头,把齿轮放回木板上。其实心里清楚,黄铜的延展性和硬度都比木头强,更适合做传动件,可眼下的熔炉最高温度只能勉强熔化生铁,想提炼黄铜,还得等泥瓦匠们把风箱改得更有力,等铜匠们摸透铜锌的配比——急不得,这是我穿越过来后,在笔记本第一页写下的话,如今纸页都磨得起了毛边。
试验室的东墙钉着张粗麻布,是用浆糊粘在木框上的,上面用炭笔写着“进度表”三个大字,笔画粗得像树枝。下面列着密密麻麻的条目:“改良犁铧——试造第三版”“脚踏纺车——优化踏板角度”“水力碾米机——调试齿轮传动比”……每条后面都画着方框,填了一半的占了大半,全填满的只影曲辕犁(木楔款)”“简易轧棉机(摇柄加长版)”寥寥几个。
林三郎总这像先生教的“算术口诀表”,一条条挨着来,错不了。他不知道,这张表的背面,我用炭笔写着串更复杂的名字:“蒸汽机”“发电机”“电动机”,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个大大的问号,像串悬在心头的铃铛。
昨夜画到三更的是台脱粒机。秋收将近,村里的妇人孩子们还在用连枷打谷,累得直不起腰,我便想着画台滚筒式的,让谷穗通过铁齿滚筒时,被搓揉着脱粒。炭笔在牛皮纸上勾出木框、铁齿滚筒,忽然想起穿越前见过的电动脱粒机,里面有个风机能把谷壳吹走,手一抖,笔尖在“滚筒”旁多画了个圆圈,像个没长好的胎记。
我赶紧用湿布去擦,却在纸上洇出片灰痕。其实心里清楚,风机得靠电力或内燃机驱动,眼下连水力都只能勉强带动碾米机,风机的事,只能先记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夹在“蒸汽机原理”和“电力传输公式”中间,像个遥不可及的梦。
“先生画错了?”苏梅端着铜盆进来换水,辫子上的蓝布条扫过桌角,带起几粒齿轮加工时落下的木屑,在阳光下打着旋。她瞥见纸上的灰痕,眼睛瞪得圆圆的——在她眼里,先生画的图纸从来都是分毫不差的。
“是画快了些。”我把图纸往旁边挪了挪,露出下面压着的《农桑要术》,书页上还夹着片去年的稻叶,“昨日赵虎来,脱粒机的铁齿太密,谷粒总卡在缝里,你看这里……”我用笔尖点零滚筒上的铁齿,“让铁匠把齿距放宽两分,再把齿尖磨成圆头,免得伤了谷粒,也方便清理。”
苏梅凑近看图纸,手指在纸页上轻轻划着:“这样滚筒转起来,谷穗从这头进去,被铁齿搓着,谷粒就掉下来了?那稻杆呢?”
“后面留个出口,让稻杆自己漏出去。”我在图纸末端画了个倾斜的滑板,“就像家里的淘米筛,谷粒漏下去,稻壳留着。”其实更想加个振动筛,把谷粒和碎壳分开,可眼下连能做精细网眼的竹篾都得找老篾匠特制,只能先作罢。
晌午时分,周明远扛着台半旧的纺车进来,车身上的木漆被磨得斑驳,露出底下的黄木纹,踏板处裂晾细缝,用麻绳捆着,还在往下掉木屑。“先生您看,”他把纺车往地上一放,指关节在裂缝处敲了敲,“这踏板总往一边歪,村里的李婶,踩得久了,脚踝都肿了,像揣了个馒头。”
我蹲下去看,踏板轴果然偏了半寸,是木头受潮变形导致的。“找段梨木来,”我用炭笔在地上画了个三角形,“做个三角支架垫在踏板下,三角形的三个边都锯成斜面,能卡住踏板的角度。”见他有些茫然,我捡起三根树枝,在地上搭了个简易的三角形,“你看,三角形的稳定性最好,上次讲几何课时不是过吗?”
周明远拍着脑门笑,袖口沾着的机油蹭在脸颊上,像块没擦干净的墨渍——他总这样,调试机器时总爱用袖子擦汗,新做的蓝布褂子没穿几,袖口就黑得发亮。“对!三角形!我怎么忘了!”他心翼翼地把纺车扶起来,“那我这就去找梨木,让木匠按先生画的做。”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试验室,照在赵虎送来的新齿轮上,木齿的纹路在光里像串缩的梯田。我忽然想起穿越前的精密仪器,那些用游标卡尺量到数点后三位的零件,那些在恒温车间里组装的轴承,在这里,能做到“半分不差”就已算精工,连最基本的直线度,都得靠木匠用墨斗和刨子一点点找。
就像现在画的脱粒机,滚筒转速只能靠水力驱动的轮子快慢来调,想做到匀速,还得等学员们把离心调节器琢磨透——那是上个月刚在课堂上讲的,林三郎的笔记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配重块,有的像石子,有的像挂着的铜钱。
傍晚回老宅时,王婉婉正坐在廊下择棉花,竹篮里的棉絮沾着些干枯的棉叶,像落了层碎雪。她的手指关节有些肿,是常年做针线活磨的,择棉花时,指尖捏着棉桃转半圈,能精准地撕下带着棉籽的絮,动作熟得像在跳舞。
“前儿张婶来,”她把择好的棉花往布包里塞,布包鼓鼓囊囊的,像只白胖的兔子,“您去年画的轧棉机,村里的媳妇们都爱用,就是摇柄太沉,力气的姑娘摇不动,得两个换着来。”
我坐在她旁边的石阶上,看着檐角的蛛网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网兜里还粘着片桂花瓣。“让木匠把摇柄加长半尺,”我捡起块石子,在地上画了个杠杆,“这头长了,省力。杠杆原理您忘啦?去年教孩子们撬石头时过的。”
王婉婉“哦”了一声,指尖捏着根棉枝转了转,棉枝上的干刺勾住了她的布衫。“可别画太复杂的,”她忽然抬头看我,眼里带着点担忧,“她们大多没读过书,太复杂的摆弄不来,上次李婶家的轧棉机,就是把齿轮拆下来洗,装回去就卡壳了。”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心里,漾开圈涟漪。是啊,再好的设计,得有人能用才校就像去年画的曲辕犁,起初按穿越前的图纸加了个弹簧犁箭,想着能自动调节深浅,结果农户们嫌弹簧老坏,还不如木楔好用——敲几下木楔,深浅立显,坏了也能自己削个新的换上。后来改成木楔款,才慢慢在村里传开。
进步不是把旧的全砸了,而是在旧的根基上,一点点添新东西,像给老树嫁接新枝,得让它慢慢长,让土壤先适应根系。
夜里的试验室比白日里静,只有案头的油灯在风里轻轻晃,灯芯爆出的火星落在图纸上,像只转瞬即逝的萤火虫。我从樟木箱里翻出那本磨破了皮的笔记本,封面用麻线缝了三次,第37页记着脱粒机的改进思路,旁边画着个简易的齿轮减速装置,是用三个大不一的齿轮咬合而成。
我用炭笔把齿轮的齿数改了又改:大齿轮60齿,中齿轮30齿,齿轮15齿,这样转速能降一半,力道更稳,不会把谷粒打碎。这是算到第三遍才定下来的,纸边被橡皮擦得发毛,像只褪了毛的麻雀。忽然想起穿越前的减速箱,里面的齿轮精度能到0.01毫米,可在这里,能做到齿数均匀、齿面光滑,就已是极限。
窗外传来桂树的沙沙声,去年嫁接的金桂开得正盛,香气顺着窗缝钻进来,混着试验室里的松香——那是木匠打磨齿轮时常用的胶水,用松香和蜂蜡按三比一的比例熬的,粘合力不算强,却比纯用木楔结实,还能随时拆开修理,正合了王婉婉的“简单”。
我忽然想起穿越前的环氧树脂,那种能粘住钢板的胶水,凝固后硬得像石头,在这里却用不上——太复杂,坏了修不了,也不符合这里的节奏。
“先生还没睡?”林三郎举着盏油灯从廊下走过,灯芯的光晕在他身后拖得老长,投在试验室的墙上,像个踩着高跷的巨人。他手里拿着块刚削好的梨木三角架,是给周明远修纺车用的,“铁匠铺的张师傅,脱粒机的铁齿打好了,明早送来让您看看,他特意把齿尖磨圆了,还在火里淬了三次,能硬些。”
“告诉张师傅,”我对着窗外喊,声音被风揉得软了些,“让他多留几个备用齿,万一磨秃了,好换。”林三郎应着走远了,油灯的光晕在廊下晃啊晃,像颗不肯睡的星星。
我把改好的齿轮图纸折成方块,压在王婉婉送的桂花糕盒子下——那糕是今早刚蒸的,用的新收的糯米,甜得很,糕面上还印着桂花图案,是她用枣木模子压的。忽然发现图纸边角卷了起来,便从窗台上拿起块光滑的鹅卵石压着,石头是去年在赣江边捡的,被水流磨得没了棱角,像块然的镇纸,上面还留着我用炭笔写的“稳”字。
后半夜时,终于把脱粒机的装配图画完了。我把图纸铺在地上,用四块鹅卵石压住四角,借着油灯看:木框长六尺,宽三尺,滚筒直径一尺五,铁齿二十四根,每根间距一寸二……每个尺寸都反复比量过,确保木匠能按图下料,连连接处的榫卯结构都画得清清楚楚,是村里木匠最熟悉的“燕尾榫”。
最后在图纸右下角写了行字:“试造第一版,重点看铁齿磨损情况,若磨得快,下次换榆木滚筒,更耐磨。”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静夜里像只虫子爬过,轻得怕惊动了什么。
快亮时,试验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赵虎扛着捆新伐的梨木进来,木头上还带着晨露,树皮的纹路里藏着几粒没掉的野果,是山里的山楂,红得像灯笼。“先生画好了?”他把木头靠在墙上,指腹在树皮上蹭了蹭,沾了层薄薄的绿浆,“张师傅,要是这脱粒机成了,秋收时能省半个月功夫,妇人们就能少掉几层皮了。”
我把图纸卷起来递给他,纸卷在手里沉甸甸的,边缘被我摸得有些发热。“让木匠先做木框,铁齿等看过样品再。”赵虎接过去时,掌心的老茧擦过我的指尖,像块粗糙的砂纸——那是常年握锤磨出来的,比任何勋章都实在。
晨光爬上试验室的窗台时,我看着墙上的进度表,忽然想添条新的:“脱粒机试造第一版”。笔尖悬在麻布上,却迟迟没落下。其实心里清楚,这第一版多半会有毛病,铁齿可能太软,木框可能不够结实,滚筒转速可能还是不均,但那又何妨?
就像去年的纺车,改了五版才合用:第一版踏板太高,第二版纱锭太滑,第三版传动带总掉,直到第五版,把踏板降了三寸,纱锭裹了层防滑的麻线,传动带换成浸过蜡的棉绳,李婶她们才“顺手”。
进步从来都藏在这些“不够好”里,像桂树的根,在土里慢慢盘,慢慢扎,才有了枝头的香。
试验室外传来学员们的脚步声,林三郎在廊下大声读着几何公式:“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赵虎在给铁匠铺回话,嗓门大得能惊飞檐下的麻雀:“张师傅,铁齿不用太密!先生一寸二就行!”周明远大概又在调试那台总爱卡壳的轧棉机,传来“咔哒咔哒”的转动声,夹杂着他的嘟囔:“怎么又卡住了……哦,是棉絮缠在齿轮上了。”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锅慢慢熬着的粥,稠稠的,暖乎乎的。我把压图纸的鹅卵石放回窗台上,看着它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光,忽然觉得,穿越过来这些年,最该学的不是怎么画图纸,而是怎么跟这土地上的节奏合拍。
就像窗台上的桂树,从栽下到开花,用了整整五年。就像地里的庄稼,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一步都不能少。那些遥不可及的“蒸汽机”“发电机”,或许永远画不出来,但只要眼下的脱粒机能让农妇们少弯几次腰,只要改良的纺车能让姑娘们多歇口气,就已是最好的时光。
我拿起炭笔,在进度表的“脱粒机”后面,轻轻画了个半满的方框。阳光穿过窗棂,把炭笔的影子投在麻布上,像只慢慢爬行的蜗牛,稳当,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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