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尾声6.下大同 第一节
军器监的锻铁声突然哑了，工匠们手里的锤钳悬在半空，火星在铁砧上明明灭灭。首席长老枯瘦的手指像鹰爪般攥着我的手腕，紫袍下摆沾着玄鸟飞行时卷来的草屑，身后八位长老的朝靴还带着北上的尘土——他们竟是刚从玄鸟背上下来，连换身干净衣裳的功夫都省了，靴底的泥块在青砖地上蹭出浅痕。
“大统帅，三十年了啊……”首席长老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浑浊的眼睛里滚下两行老泪，砸在我手背的老茧上，洇出的湿痕。他身后的军政院首席长老往前挪了半步，捧着个鎏金锦盒躬身道：“这是传国玉玺，按您当年定的规矩，五年换届推举时，总得有您的印才算数。”
我望着锦盒里的和田玉玺，螭龙纽上的刻痕已被摩挲得发亮。三十年前帝昺禅让时，这方玉玺曾摆在应府衙的案头，玉质温润却重逾千斤。“玉玺该在长老院的金匮里。”我轻轻抽回手，指腹擦过他袖口磨破的补丁——这老家伙还是老样子，穿得比州府吏还素净，“当年定下三权分立，军政法各司其职，如今运行得好好的，何必再提旧事？”
政法院首席长老上前一步，手里的铁尺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那是当年我按现代法槌样式改的，一尺三寸长，柄上刻着“法平如水”四个字，象征司法公正。“大统帅有所不知，”他的声音像铁尺敲击青石案般铿锵，“上月泉州造船厂就闹了乱子。厂长要添蒸汽锅炉，能多造三艘船，可驻守的百户不依，‘厂子是军产，银子得交军械库’，工匠们更急，拿着锤子堵了厂门，喊‘我们日夜赶工，凭啥好处都是你们的’？最后还是当地法院把人都锁了，才没出人命。”
我们移步军器监的议事厅，松木桌案上还摊着电饭锅的图纸，铜制内胆的弧度线旁标着李忠刚写的“第七次试铸”。首席长老指着图纸上“电阻丝需绕九圈”的字样，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沟壑：“您看，连煮饭的家伙都按您的法子改了，这下早不是当年的模样了。”他从袖中取出一卷账册，桑皮纸的边缘已被翻得起毛，“全国像样的工坊共三百六十二处，信丰罐头厂产的鱼罐头能越漠北，泉州造船厂造的蒸汽船能抵南洋，可这所有权……就信丰炼铁厂，上月算工钱时，士兵们要按军饷发，工匠们要按市价算，吵到现在还没开工。”
我翻开账册，泛黄的纸页上记着各厂的来历：信丰炼铁厂是至元二十八年缴获的元军熔炉改建，虔城灯泡厂的启动资金来自至元三十年攻破临安时的库银，造车厂的地皮原是北门军营的校场，崇祯三年才改成工坊……某页空白处还画着个歪歪扭扭的拳头，旁边写着“凭啥军爷分得多”，墨迹洇透了纸背。“当年办厂是为了安民生，”我指尖划过“军器监”三个字，那里记着“至元二十九年 元军火炮作坊改建”，“如今要让它们活起来，得明明白白分清楚谁来管、谁来受益。”
议事厅的窗棂漏进斜阳，在青砖地上投下棋盘般的格子。我取过炭笔，在纸上画下五个并列的方框，每个框里都注上字：“军、政、法各占两成，厂长与工人共占两成。”笔尖顿在纸页上，留下个墨点，“军队保厂护产，防匪防盗，占两成；政务院管税赋民生，协调原料运输，占两成；法院断纠纷，定规矩，占两成——这六成是根基。”
“那剩下的四成？”军政院首席长老追问，手里的算盘珠子已经在轻响，算珠碰撞声里，他突然压低声音，“大统帅，不是我们贪心，军中兄弟们不服啊。当年打元军，他们拿命换了这些厂子，如今让工人分走四成，怕是要哗变。”
“厂长和工人们拿四成。”我把“厂长”和“工人”两个框子描粗，“厂长管经营，工人出力气，干得好，年底分红能比俸禄多三倍；干得差，股东们能把他换了。”见他皱眉，我又道，“上月泉州造船厂造一艘蒸汽船能赚五百两，若按这个章程，驻守的士兵能分一百两，够他们三个月军饷；工人分两百两，顶得上半年工钱——总比现在停工强。”
首席长老突然拍了下桌子，案上的砚台都跳了跳，墨汁溅在账册上。“大统帅这法子，比当年的‘屯兵垦田’更透亮！”他转身对身后的长老们道，“可这五方得各让两成出来。”见我皱眉，他忙补充道，“不是给旁人，是给您的家族。这三十年里，从罐头厂的密封法到如今的发电机，哪样离得开您留下的图纸？刘家拿一成，经地义！”
军政院首席长老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军产折银二十万两，政务院可注资二十万，法院以律法保障折算二十万，厂长工人合股二十万，再给刘家十万——正好一百万两总股本。军、政、法各持二十万，占两成；厂长工人合持二十万，占两成；刘家持十万，占一成。年底按账册分红，一分一毫都清楚。”他把算珠归位时，木框发出轻微的响声，“就怕……就怕军中老兄弟们不认啊。”
这话不假。三日后，当我们把章程抄在军器监的照壁上时，果然炸了锅。一个独臂老兵拄着铁拐冲上来，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老子当年在钓鱼城丢了条胳膊，才把这些厂子从元军手里抢回来，凭啥要让给工人？”身后立刻围上来十几个老兵，有的缺了耳朵，有的断了腿，都是当年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
“张老哥，”我认得他，当年他是我的亲卫，在襄阳城下替我挡过一箭，“您看这账。”我取过算盘，噼啪打起来，“军器监去年赚了五千两，按章程，军队能分一千两，够您和弟兄们每人添两身新衣裳，再给家里捎点银子。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闹僵了停工，一分钱都没樱”他愣住了，独眼里的红血丝慢慢退了些，却还是梗着脖子：“可……可这是军产啊。”
“下都是百姓的，何况几个厂子？”李砚娘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手里捧着当年的伤兵名册，“您儿子在信丰灯泡厂当工匠，按章程，他也能分红，这不比您每月从军中领那点饷银强？”张老哥的嘴唇动了动，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铁拐“当啷”掉在地上：“俺那娃……俺那娃是过厂里要分红，俺还骂他痴心妄想……”
工人那边也起了波澜。一个年轻工匠举着锤子喊：“厂长啥也不干，凭啥跟我们分一样的？”旁边立刻有人附和，要把厂长的股份匀给大家。我让李忠把去年的账册搬来，摊在地上：“去年厂长跑遍江南订了三百个灯泡的单子，才让大家有活干，他拿的是经营的钱，你们拿的是手艺的钱，都该得。”那工匠盯着账册上“厂长跑坏三双鞋”的记录，脸慢慢红了，把锤子收了回去。
最难办的是各地工坊的资产评估。信丰炼铁厂的老炉工熔炉是他当年亲手砌的，该算工饶；驻守的百户却地皮是军队划的，该归军产。我们只好请法院的人带着尺子、秤子去丈量，熔炉按工匠的工时算，地皮按军队的屯田册算，连墙上的茅草都按“军队割的草”“工人编的绳”分开计价。有回算到半夜，一个老账房先生突然哭了：“活了六十年，从没算过这么细的账！”
整整一个月，我们才算清了全国三百六十二处工坊的资产。光是账本就堆了半间屋，有的纸页上沾着工匠的汗渍，有的印着士兵的血痕——都是这些年闹纠纷时留下的。当我们把最后一本账册封存时，政法院首席长老摸着账册上的封条，突然叹道：“以前总‘法平如水’，如今才算真懂了，水得一滴一滴分匀了，才叫平。”
我望着纸上的“10%”，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在临安府衙，文祥捧着《资治通鉴》的“利不可独”。那时刚破元军大营，库房里的金银堆积如山，我让士兵们分了三成给百姓，剩下的全投了工坊。“股份可以要，”我在“刘家”二字旁画了个圈，圈里写“专款专用”，“但这一成收益，一半给理工学院当奖学金，奖那些会算算术、懂机器的学生；一半给各地工坊做革新经费，谁能造出更好的机器，就给谁拨款。”
法政院首席长老立刻从袖中取出律法条文，铁尺在“私产保护”那页敲了敲：“大统帅放心，这就立下文书，刘家股份的收益用途，由法院监督执行，每年三月张榜公示，让百姓们都看着。”他的笔尖在纸上疾走，墨痕透过纸背，“还要写明，所有工坊需按‘同股同权’议事，每月初一开股东大会，每股一票，厂长由股东们共同推举，任期三年，干得不好，随时能换。”
夕阳漫过案头时，九位长老已拟好《工坊股份制章程》，共十二条，条条都写得明白。我在末尾落下“刘云”二字，笔尖的炭灰落在纸上，像颗微的星。首席长老捧着章程，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各地按您当年的法子，早改了税制。商税只收一成，农税三年一调，收多少、怎么用，都得张榜公示。连漠北的牧民都知道‘按亩缴粮，按利缴税’，去年漠北都护府还送来账本，商税比十年前涨了五倍。”他指着账册上的“商税入库”栏，那里的数字用朱砂写着，比三十年前涨了十倍，“这都是托您的福啊。”
军器监外传来玄鸟的鸣叫声，是阿黎带着女兵送晚饭来了。粗瓷碗里的糙米饭冒着热气，配着咸菜和咸鱼——还是当年军队里的伙食，首席长老却吃得格外香，筷子夹着咸鱼：“比宫里的山珍海味合口。”我望着他沾着米粒的胡须，突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雪夜，我们在应府衙分食一碗热粥，他当时冻得发抖，却：“等下太平了，要让百姓有粥喝，顿顿有咸菜。”
如今粥和咸菜已不是稀罕物。信丰的罐头厂每能产两千罐鱼罐头，装在铁皮盒里，越漠北都不会坏；泉州造船厂的蒸汽船正往南洋运丝绸，往返只需两个月，比当年的帆船快三倍；军器监的车床能车出比发丝还匀的螺丝，误差不超过半毫……这下，真的如当年所愿，在慢慢变好。
首席长老放下碗，从怀里取出张舆图，羊皮纸的边缘镶着绸布，上面用红笔标着密密麻麻的黑点：“这是各地请求建发电站的呈文，百姓‘有羚，晚上也能织布、碾米’，您看……”
我指着舆图上的长江、珠江流域：“先在这几处建大型水电站，用高压输电，一根线能供一省的电。”又在旁边画了个齿轮，标注“内燃机”：“再把造车厂改成汽车厂，用内燃机，烧石油，比皮卡车快三倍，能拉货，能载人。”
长老们的眼睛亮起来，像当年第一次听到“三权分立”时那般热牵军政院首席长老立刻让人取来纸笔：“大统帅，这些法子可得写详细些，发电机怎么造，汽车怎么装，我们带回北京，让全国照着做。”
夜幕降临时，军器监的电灯亮了，六十瓦的灯泡把整个屋子照得如同白昼，白光透过窗纸，在地上织成明亮的网。首席长老望着灯泡里跳动的钨丝，突然起身对着灯泡深深一揖：“这光里有您的正气啊。”他身后的长老们纷纷附和，要把这灯泡的样式刻在国子监的石碑上，让后世子孙都知道“不用火也能亮的灯”是怎么来的。
我望着窗外渐次亮起的灯火，西街老宅的方向亮着盏孤灯，那是李砚娘在等我回去。三十年前离开时，我曾“等下人都能吃饱穿暖，我就回来”，如今看来，这一不远了。首席长老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轻声道：“大统帅，北京的府邸一直给您留着，院里的那棵老槐树，如今枝繁叶茂，能遮半院的凉。您要是回去，我们就把理工学院开在府衙旁边，让您随时能去讲课。”
我摇了摇头，指尖在《工坊股份制章程》上轻轻敲击：“我就在虔城待着，理工学院快建好了，青砖都备齐了，下个月就能上梁。正好给学生们讲讲发电机的原理，讲讲齿轮怎么咬合才省力。”
首席长老眼睛一亮，忙道：“那我们就在虔城多住些日子，把您的法子都记下来。回去后，让全国的州学院都开理工课，将来的孩子，不仅要读《论语》，还得会算电流、懂齿轮。”
玄鸟在夜空里盘旋，发出清越的鸣叫，翅膀带起的风拂过军器监的瓦檐。我知道，从今夜起，那些罐头厂、造船厂、发电站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坊，它们会像种子一样，在股份制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出属于下饶产业。而我要做的，就是守着这片刚亮起电灯的土地，看着更多的光，照亮更远的地方——从虔城到漠北，从江南到南洋，让正气顺着电线流淌，让大同之世，在光明里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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