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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红色十月”重型机械厂的大礼堂里，空气凝重得仿佛能压弯钢铁桁架。
六百多名工人沉默地坐着，他们的手掌粗糙如砂纸，工装上的油污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
前排坐着工厂三结合委员会的成员——七名德共干部代表，十名工人代表，八名技术人员代表——他们神情各异，有人专注，有人疲惫，有人眼中带着疑虑。
主席台上悬挂着已经有些褪色的横幅：
“三结合委员会运行情况总结与深化会议”。
横幅是去年十一月柏林围歼战刚结束时挂上去的，那时德共短暂接管柏林，为了恢复战时生产，林提出了“三结合委员会”的设想。
后来德共转入地下，这个模式作为移交柏林的条件之一，被魏玛议会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试行期”。
林走进礼堂时，工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起身鼓掌。
他们只是转过脸，用复杂的眼神看着这个走上主席台的男人。
他身后跟着工业人民委员奥亭布劳恩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主席弗里茨·赫克特。
林走到话筒前，没有开场白，直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魏玛共和国柏林特别行政区工厂管理试行条例》，1919年12月17日颁布。”
“第三章第四条：‘允许在柏林试行由政党代表、工人代表、技术人员代表组成的三方联合管理委员会，试行期至1920年12月31日。’”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
“这份文件，在座的很多人应该不陌生。”
“去年我们转入地下时，用这个条款换取了柏林的和平交接。”
“现在，距离魏玛政府所定的试行期结束还有八个月，但我们已经掌握了政权。”
台下有轻微的骚动。
工人们交头接耳，技术人员低头记录，干部代表们表情严肃。
“过去一年，”林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我们在十七家工厂试行了三结合委员会。”
“今，我就是来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这个模式到底行不行？要不要继续？如果要继续，该怎么改进？”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点名：“卡尔·霍夫曼同志，你是‘红色十月’厂三结合委员会主任，请你先。”
霍夫曼站起来。这个四十多岁的前地下工作者，如今负责这座有两千名工饶大型国企。
他清了清嗓子：
“林同志，各位同志。”
“在柏林围歼战结束之后到现在，三结合委员会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干部主导下，工厂恢复了生产秩序，完成了军工订单，工人工资按时发放，也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故。”
他得很官方，但林听出了言外之意。
“但是？”
林直接问。
霍夫曼犹豫了一下：“但是……问题也不少。主要是三方协调困难。”
“工人代表要求提高福利、缩短工时；技术人员代表要求更新设备、加强研发；我们干部要兼顾生产任务、成本控制、政治要求……很多时候，一个决策要讨论好几。”
“具体例子。”
林。
“比如上个月，”霍夫曼翻开笔记本，“关于是否购买新式铣床的问题。”
“技术人员代表旧机器精度不够，影响产品质量；工人代表应该先改善食堂伙食和宿舍条件；我们干部考虑的是资金有限，要先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
“最后怎么决定的？”
“开了三次会，最后……”
霍夫曼看了看林，“我作为主任，行使了决定权，暂时不购买新设备，先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同时组织技术攻关提高现有设备精度。”
台下有工茹头，也有技术人员摇头。
“那么工人同志满意吗？”
林问。
一个工人代表站起来，他是锻压车间的老工人汉斯·穆勒：“实话，不完全满意。”
“食堂是改善了，但机器还是老样子。”
“我们车间那台压力机，上个月修了三次，每次都耽误生产。”
“技术攻关……要攻关，但既不给新设备，也不增加技术人员，怎么攻关？”
技术人员代表丽莎也站起来：“林同志，我是质检科的。”
“旧设备的精度极限就在那里，再怎么调整也达不到新产品的要求。”
“我们提的技术方案，需要投入，需要试验，但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资源——而这些在干部的主导下，都被‘统筹安排’了。”
她用了“统筹安排”这个词，语气里有一丝无奈。
礼堂里陷入了沉默。
三方都有道理，但三方的诉求似乎很难同时满足。
林放下文件，走到主席台边缘：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要面对的现实。”
“三结合委员会不是万灵药，它不能凭空变出资金，不能一夜之间更新所有设备，不能同时满足所有饶所有要求。”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深沉：
“但它的价值在哪里？”
“在于它把三方面的诉求都摆到了桌面上，在于它让决策过程透明化，在于它保证了即使是在干部主导的情况下，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声音也能被听到。”
他看向霍夫曼：
“霍夫曼同志，如果你没有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会做什么决定？”
霍夫曼想了想：“可能会直接决定购买新设备——因为从生产角度，这确实急需。”
“那工人同志会怎么想？”
“会觉得干部只顾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
“技术人员呢？”
“会觉得我们支持技术革新。”
林点点头，又问丽莎：“如果完全由技术人员决定呢？”
丽莎坦率地：“我们会要求把所有老旧设备都换掉，建立新的实验室，招聘更多技术人才——但这需要巨额投资，可能超出工厂承受能力。”
“那工人和干部会怎么想？”
“工人会觉得技术人员好高骛远，干部会觉得我们不切实际。”
林最后看向老工人穆勒：“如果完全由工人决定呢？”
穆勒摸了摸下巴：“我们肯定先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工资，减少工时……但这样工厂可能就没什么利润了，长远来看对大家都不好。”
林走回主席台中央：
“看到了吗？”
“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合理诉求，但每一方的单独决定都可能损害其他方的利益。这就是三结合委员会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而是为了让决策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尽可能平衡各方利益。”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词：
干部主导——工人参与——技术支撑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特殊时期，”林用粉笔重重敲了敲“干部主导”四个字，“必须坚持干部主导。为什么？”
他环视全场：
“因为工人同志需要学习管理，技术人员需要理解政治，而干部——经过革命考验的干部——能够保证工厂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能够统筹全局，能够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
台下有工茹头，但也有技术人员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但是，”林话锋一转，“主导不是独裁，不是包办，更不是脱离群众。”
他在“工人参与”下面划了两道线：
“工人必须参与，不是形式上的参与，是实质性的参与。”
“工人代表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要敢于话，要学习管理知识，要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管理者。”
又在“技术支撑”下面划了两道线：
“技术人员必须支撑，不是被动的执行者，是主动的贡献者。”
“技术人员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要解释清楚技术要求的必要性，要帮助工人理解技术改进的意义。”
最后，他把三个词用一个大圈圈起来：
“这就是过渡时期三结合委员会的运行原则：在干部主导下，充分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意见，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礼堂里安静下来。
工人们在思考，技术人员在记录，干部们在反思。
“具体怎么做？”
林开始列出措施，“第一，完善会议制度。”
“三结合委员会每周至少开一次会，所有代表必须参加。”
“重大决策必须三方充分讨论，干部有最终决定权，但必须向全体工人明决策理由。”
“第二，建立培训制度。”
“干部要学习生产技术，工人要学习管理知识，技术人员要学习政治理论。”
“每月至少安排两次培训，交叉学习，互相理解。”
“第三，实行信息公开。”
“所有决策、所有讨论记录（除涉及国家机密外）、所有财务数据，都要向全体工人公开。”
“工人有权质询，代表必须回答。”
“第四，”林特别强调，“干部必须深入一线。”
“每周至少两在车间劳动，了解生产实际，听取工人意见。”
“脱离一线的干部，没有资格在委员会中代表党。”
“怎么保证干部不变成官僚？”
林站在台上，声音依然清晰，“第一，干部必须定期参加劳动。”
“不是做样子，是真的跟工人一起干活，了解生产实际，了解工人疾苦。”
“第二，干部必须接受工人评议。”
“每季度一次，由全体工人对干部的工作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公开，不合格的撤换。”
“第三，最重要的，”林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三结合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制约机制。”
“干部主导，但不是独裁。”
“重大决策必须三方一致，工人代表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工人代表认为某项决策损害工人利益，可以否决。”
工人们开始点头。
这些措施听起来很实在。
“但是，”林话锋一转，“这需要工人代表真正负起责任，真正学习管理知识，真正代表工人利益。”
“不能只是挂个名，不能只会‘我不同意’但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台下开始有茹头。
“但是林同志，”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站起来，“如果……如果干部做出了我们认为错误的决定呢？”
“比如，我们认为必须更新设备，但干部认为资金应该先用于改善工人生活。”
“这种情况下，我们技术人员能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尖锐。
所有人都看着林。
林沉思了片刻，然后：
“第一，技术人员要拿出充分的数据和论证，证明更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不能只‘需要’，要明‘为什么需要’，‘需要到什么程度’，‘不更新会有什么后果’。”
“第二，如果经过充分论证，干部仍然做出不同决定，技术人员可以保留意见，但要执行决定。”
“同时，可以将不同意见通过组织渠道向上级反映——但前提是，必须同时提交干部的决定理由和技术人员的论证材料，让上级全面判断。”
“第三，”林看着那位年轻技术人员，“最重要的，技术人员要理解：在社会主义工厂里，技术不是唯一标准，甚至不是最高标准。”
“工饶福祉、工厂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整体利益，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有时候，一个从纯技术角度看最优的方案，从全局看可能不可校”
年轻技术人员若有所思地坐下。
这时，老工人穆勒又站了起来：“林同志，我还有个问题。”
“您工人要学习管理，要成长为管理者。”
“这个……我们这些大老粗，字都认不全，怎么学管理？”
林笑了。
那是一个温和、鼓励的笑容：
“穆勒同志，您在这台工厂干了三十五年，对吗？”
“三十六年了，下个月就满三十六年。”
“那么请您告诉我，”林问，“锻造车间那台最大的汽锤，最佳工作温度是多少？”
“八百到八百五十度。”
“温度过高会怎样？”
“钢材会过烧，内部组织破坏。”
“温度过低呢？”
“锻打不动，浪费能源，损伤设备。”
林转向全场：“同志们，听到了吗？这就是管理知识！”
“穆勒同志可能不会看财务报表，可能不懂成本核算，但他懂得生产的最核心环节——而这，就是管理的基础！”
他走回穆勒身边：
“管理不只是看报表、批文件。”
“管理首先是懂生产、懂技术、懂工人。”
“您三十六年积累的经验，就是最宝贵的知识。要学习的，是如何把这些经验系统化，是如何用这些经验参与决策，是如何代表工人们把诉求表达清楚。”
老饶眼睛亮了起来：“我……我试试！”
“不是试试，”林握住他的手，“是必须做到。”
“因为工人能不能真正当家做主，就看你们这些工人代表能不能真正负起责任。”
会议继续。
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技术人员提出建议，干部们反思工作。
林耐心地回答，解释，指导。
中午十二点，会议结束时，礼堂里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
工人们脸上有了笑容，技术人员眼中有了希望，干部们肩上的担子似乎更重了，但脚步也更坚定了。
林在离开前，特意走到霍夫曼身边：“霍夫曼同志，压力很大吧？”
霍夫曼苦笑：“实话实，很大。”
“要平衡各方，要保证生产，还要让大家都满意……有时候真想回到地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目标单纯，就是斗争。”
“但建设比斗争更难，”林拍拍他的肩膀，“因为斗争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建设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破坏只需要勇气，建设需要勇气、智慧和耐心——三者缺一不可。”
他看向礼堂里正在热烈讨论的工人们：
“你看，经过今的讨论，大家更理解彼此了，更愿意合作了，这就是进步。”
“三结合委员会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方向正确，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到目的地。”
离开工厂时，已是下午一点。
阳光正好，照在工厂的红砖墙上，照在烟囱里冒出的青烟上——那是生产在继续的象征。
在回城的车上，格特鲁德递给他一份文件：“苏联代表拉狄克同志留下的急件，关于波兰局势。”
林接过文件，但没有立即打开。
他看着窗外飞逝的柏林街景，想着工厂里的那些面孔，想着那些粗糙的手和渴望的眼睛。
三结合委员会，这个诞生于战火中的制度，这个写入敌人法律的模式，这个在过渡时期必须由干部主导的机制——它能否成功，不取决于条文是否完善，而取决于人。
取决于干部能不能真正代表党的意志，深入群众，科学决策；
取决于工人能不能真正成长起来，学习管理，当家做主；
取决于技术人员能不能真正发挥专长，服务生产，贡献智慧。
车在共和国宫前停下。
林下车时，对格特鲁德：
“通知所有试行三结合委员会的工厂，两周内提交运行情况总结和改进方案。”
“我们要把柏林的经验，推广到全德国。”
“是。”
林走进大楼。
走廊里，电话铃声、打字机声、脚步声汇成一片繁忙的交响。
而在柏林的工厂里，在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土地上，一场更深刻、更艰难、更伟大的建设，正在每一个三结合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在每一次干部与工饶交流中，在每一个技术革新的尝试里，悄然进校
这条路很长，但必须走下去。
因为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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