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各位读者同志喜欢本书的话可以点一下催更，加个书架，谢谢】
【书评可以看各位心情，麻烦压一下分，太高会被ban】
【千万别养书】
柏林，夏里特医院，1920年1月17日上午。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石炭酸的气味，混合着地板蜡和旧书籍的气息。
冬日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磨光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
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护士轻盈的脚步声，医生沉稳的脚步声，探视者犹豫的脚步声。
格特鲁德·诺伊曼的病房在三楼最内侧。
门口坐着两名内卫部成员，穿着便装，但腰间明显有配枪的隆起。
他们仔细检查每个探视者的证件，记录姓名、时间、目的。
林·冯·俾斯麦推开病房门时，格特鲁德正靠在枕头上看书。
一本关于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专着，厚得像砖头。
她的左腿打着石膏，悬吊在床尾的支架上。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苍白的脸上，眼镜片后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书页。
听到开门声，她抬起头。
“林同志。”
她的声音有些虚弱，但清晰。
林关上门，走到床前。
他手里拿着一束简单的冬青——医院附近花店能买到的最朴素的花。
红色的果实在墨绿色的叶片间闪烁。
“感觉怎么样？”
他把花放在床头柜上。
“还好。”
格特鲁德放下书，“医生子弹没有山骨头和动脉，只是肌肉贯穿伤，需要休养几周。”
林点点头，拉过椅子坐下。
房间里一时沉默。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平静。
远处的街道上，电车叮当作响，行人匆匆。
如果不是格特鲁德腿上的石膏和苍白的脸色，很难想象昨发生了那样的事。
“记录整理完了。”
林打破沉默，“你标注的重点部分很有价值，我已经发往开姆尼茨了。”
格特鲁德的脸微微泛红——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被肯定：“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昨的事……”
林停顿了一下，“谢谢你。”
“不用谢。”
格特鲁德的声音很轻，“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但林知道，不是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在子弹飞来的瞬间，用身体挡住别人——这不是“任何人”都会有的反应。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勇气，或者，是某种更深的情感驱动。
就像他之前替安娜挡枪一样
他看着她。
她的眼镜片有一道新的裂痕——昨摔倒时摔坏的。
但她的目光依然清晰，依然专注。
“我给你带了东西。”
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盒子。
格特鲁德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副新的眼镜，银色的细边框，款式和她之前的那副很像，但更轻巧。
“你的眼镜摔坏了。”
林，“这副是临时配的，可能度数不完全准确。”
“等你能下床了，再去验光配一副合适的。”
格特鲁德拿起眼镜，戴上。
视野清晰了。
她抬起头，看着林：“谢谢。很合适。”
“不客气。”
又是一阵沉默。
但这次不那么尴尬了。
阳光在房间里移动，照亮空气中的微尘。
“议会那边……”
格特鲁德开口。
“暂时休会了。”
林，“发生了这种事，所有党派都要求加强安保。”
“特别委员会今下午开会，讨论建立议会安保体系。”
“他们会认真对待吗？”
“至少表面会。”
林的声音很平静，“但真正的危险不在议会大厦里，在外面。”
“二十五万自由军团成员，遍布德国各地。”
“他们不需要冲进议会，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动手。”
格特鲁德沉默了片刻：“那我们该怎么办？”
“继续。”
林，“继续在议会发言，继续揭露问题，继续推动改革。”
“如果因为害怕就沉默，那我们就输了。”
“但你的安全……”
“会有更多人保护。”
林看着她，“你的安全也是。”
“内卫部已经加强了警戒。”
“医院这边有专人看守，不会有问题。”
格特鲁德点点头，但眉头依然皱着。
她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林。
昨的刺杀目标很明确，下一次可能更危险。
病房门被轻轻敲响。
林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三个人：
海因里希·布劳恩，还有另外两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不是总统，是同名的年轻议员）和克拉拉·门德尔松（社会民主党少数几位女性议员之一）。
布劳恩手里拿着一束花，脸色凝重。
他看了一眼病房内的格特鲁德，低声：“俾斯麦议员，我们来看看诺伊曼女士。”
“另外……方便单独谈谈吗？”
林点点头，让他们进来。
格特鲁德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些访客——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来看望她，这不太寻常。
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礼貌地点头致意。
“诺伊曼女士，我们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来看望您。”
布劳恩把花放在床头柜上，“昨的事……令人震惊。”
“在议会大厦附近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是对民主制度的公然践踏。”
“谢谢。”
格特鲁德简单地。
艾伯特议员补充：“我们已经正式提案，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
“无论袭击者背后是谁，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门德尔松议员没有话，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愤怒——作为女性政治工作者，她更理解格特鲁德面临的特殊风险。
探望进行了大约十分钟。
布劳恩等人表达了慰问，询问了伤情，承诺会推动加强议员安保的立法。
然后，布劳恩对林：“俾斯麦议员，能借一步话吗？”
两人离开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
这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医院的花园——虽然冬的花园里只有枯枝和残雪。
寒风吹来，带着柏林特有的煤烟气息。
布劳恩关上门，确保周围没有其他人。
他靠在栏杆上，望着远方，许久没有话。
林也没有催促。
他站在旁边，同样望着远方。
“昨……”
布劳恩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当听到枪声，看到格特鲁德同志倒下的时候……我……”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做的这一黔…在议会里辩论，提案，表决……到底有什么用？”
林看着他。
这位五十多岁的经济学家，一向以理性、冷静着称。
但现在，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无力。
“自由军团有二十五万人。”
布劳恩继续，“他们有武器，有资金，有政治后台。”
“而我们在议会里，除了争吵，还能做什么？”
“我们通过一个决议，他们可以在外面用子弹否决。”
“这算什么民主？这算什么法治？”
风呼啸着吹过阳台，吹起布劳恩花白的头发。
“我加入社会民主党三十年了。”
他低声，“我相信议会斗争，相信民主程序，相信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改变社会。”
“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
他转向林，眼神里有一种林从未见过的痛苦：
“昨袭击你的人，大概率是自由军团的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
“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今上午，在我们的党团会议上，居然有议员，这是因为你‘挑衅’了爱国者，应该‘缓和语气’！”
“他们，现在是敏感时期，不应该激化矛盾！”
布劳恩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他们被枪声吓破哩！他们想的不是如何扞卫民主，而是如何妥协，如何退让，如何……苟且偷生！”
林静静地听着。
他能理解布劳恩的愤怒和失望。
当一个政党的部分成员在面对暴力威胁时选择退缩，而不是反抗，那确实令人绝望。
“布劳恩议员，”林平静地问，“你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做什么？”
布劳恩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积蓄勇气：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俾斯麦议员——或者，林同志。”
“在你们德共内部，当面临这样的暴力威胁时，你们会怎么做？”
林没有立即回答。
他望向医院花园里的一棵枯树，树枝在寒风中颤抖。
“我们会反击。”
最终，他，“但不是用同样的暴力。”
“我们会组织群众，会揭露真相，会在议会继续斗争，同时也会……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布劳恩苦笑，“怎么保护？靠几把枪？你们德共能组织多少人？自由军团有二十五万！”
“但我们有原则。”
林转头看着他，“我们有明确的敌人，有清晰的目标，有不妥协的信念。”
“这些比人数更重要。”
布劳恩沉默了很久。
风吹过阳台，卷起地上的积雪。
“林同志，”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党内……有一群人。”
“像我，像艾伯特，像门德尔松，还有其他十几个人。”
“我们看到了危险，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危机，也看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软弱和无能。”
他的声音更低了：
“我们想……和你们建立联系。”
“不是公开的联盟，那会引起太大反弹。”
“但私下里，交换信息，协调立场，在某些问题上……合作。”
林的眼睛微微眯起。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社会民主党左翼主动提出与德共合作，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史上是罕见的。
“为什么？”
林问，“你们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有地位，有影响力。”
“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因为……”
布劳恩望向远方，“因为我开始明白，仅仅在议会里辩论是不够的。”
“当街上有持枪的暴徒时，当民主制度受到暴力威胁时，我们需要更坚定的立场，更需要……同志。”
他顿了顿：
“而且，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如果自由军团通过武力来做些什么，如果共和国真的崩溃……我们可能需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
林听出了弦外之音：“更艰难的选择？”
布劳恩没有直接回答。
他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林：
“这里面是一些名单和信息。”
“愿意合作的人，我们目前能提供的帮助，以及……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的联系方式。”
林接过信封，没有立即打开。
他掂量着信封的重量——很轻，但分量很重。
“布劳恩议员，”林直视着他的眼睛，“你要知道，一旦迈出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
“如果被党内发现，你们可能会被开除，甚至……更糟。”
“我知道。”
布劳恩平静地，“但昨我看到诺依曼女士倒在血泊中时，我突然明白了：有些路，即使危险，也必须走。”
“因为不走的后果，可能更可怕。”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
远处传来柏林火车站的汽笛声，悠长而哀伤。
“我们会审慎考虑。”
林最终，“也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联系方式会通过安全渠道建立，不会暴露你们。”
“谢谢。”
布劳恩点点头，“另外……关于格特鲁德同志的医疗费用，我们已经通过党团基金拨了一笔款。”
“虽然不多，但希望能有所帮助。”
“谢谢。”
布劳恩转身准备离开，但又停了下来：
“林同志，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德国还有希望吗？”
“民主制度，共和国，这一黔…还有希望吗？”
林望向远方的柏林城。
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疲惫而沉重，但依然屹立。
“希望不是上掉下来的。”
林缓缓，“希望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用斗争创造，用牺牲创造，用不放弃的信念创造。”
他看着布劳恩：
“格特鲁德昨用身体挡子弹的时候，她就在创造希望。”
“你现在站在这里和我谈话，也是在创造希望。”
“只要我们还在战斗，希望就存在。”
布劳恩深深地看了林一眼，然后点点头，转身离开阳台。
林独自站在寒风郑
他打开信封，里面是几页纸，上面写着十几个名字——都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议员，还有他们的简要背景和政治立场。
最后是一行地址和一个密码，用于紧急联系。
他把信封收好，放进口袋。
然后推开阳台门，走回病房。
格特鲁德还在看书，但她的目光不时飘向门口。
看到林回来，她明显松了口气。
“他们走了？”
她问。
“走了。”
林坐下，“布劳恩议员表示会推动调查，还会提供一些医疗费用支持。”
格特鲁德点点头，但她的目光敏锐：“不只是这些吧？”
林犹豫了一下。
按照纪律，他不应该把布劳恩的提议告诉格特鲁德——这属于高度机密。
但看着她的眼睛，他决定一部分真相。
“他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格特鲁德的眼睛微微睁大：“社会民主党和我们合作？”
“不是整个党，是一部分人，左翼的部分。”
林轻声，“他们也对现状感到失望，对党内的软弱感到愤怒。”
格特鲁德沉默了片刻，然后：“这是好事，但也……很危险。”
“我知道。”
阳光在房间里继续移动。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午后显得平静，但平静之下，暗流汹涌。
“林同志，”格特鲁德突然开口，“等我伤好了，我想……接受更系统的军事训练。”
林看着她。
“昨的事让我明白，”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坚定，“只有政治工作是不够的。”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同志。”
林想起她昨颤抖但坚定地举起枪的样子，想起她扑过来的那一刻。
“好。”
他点点头，“等你好了，我安排。”
格特鲁德笑了——一个很淡，但真实的微笑。
林看着她，突然想起什么。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那条没有织完的围巾——他在莫斯科开始织，后来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完成的围巾。
“这个……”
他把围巾递过去，“本来想等你生日时送的，但现在……也许你需要它。”
格特鲁德接过围巾。
灰色的羊毛，织了一半，针脚依然不太均匀。
但她抚摸着它，像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谢谢。”
她轻声，“等我好了，我可以教你继续织完它。”
“好。”
窗外，柏林的色渐暗。
冬日的白短暂，黄昏早早降临。
病房里，两个人静静地坐着。
一个腿上打着石膏，一个肩上有子弹擦痕。
他们都还活着，都还在战斗。
而在柏林的其他地方，在议会大厦，在报社编辑部，在工厂车间，在秘密会议室里，无数人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战斗着。
希望很，像冬夜里的一点微光。
但只要还有人在守护这点微光，黑暗就不会完全降临。
林站起身：“我该走了。晚上还有会议。”
“心。”
格特鲁德。
“我会的。”
林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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