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夏税征收的最终结果，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吹散了朝野之间对新政最后的疑虑阴霾。户部核验的奏报，皇帝在奉殿上的定论，让所有曾经的非议与反对都显得苍白无力。事实胜于雄辩，新政不仅没有如反对者所危言的那般“动摇国本”，反而实实在在地充盈了国库，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
朝堂之上，风向彻底转变。那些曾经上疏激烈反对的官员，或缄口不言，或转而开始研究新政条款，试图理解其中精义，更有甚者，开始上书称赞太子殿下“圣明烛照，洞见积弊”。政治的现实，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朱标并未因浙江一地的成功而志得意满，更未急于立刻将新政推向全国。他深知，浙江的成功有其特殊性——沿海商贸发达，新兴海商势力支持，加之朝廷倾力关注，强力弹压。若贸然在全国铺开，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必然水土不服，甚至可能酿成祸乱。
这一日，朱标于文华殿召集内阁、户部、工部及都察院重臣，商议后续事宜。
“浙江试点，初告成功，此乃陛下洪福，百官用命，万民感戴之结果。”朱标开场定下基调，随即话锋一转，“然，治国如烹鲜，不可不慎。浙江经验，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朕以为，尚需斟酌。”
他命人悬挂起一幅巨大的大明疆域图，手指划过不同的区域：“江南赋重之地，漕运沿线，边塞军镇，西南土司……情形各异，民风不同。若将浙江之法生搬硬套，譬如以江南之尺，度塞北之衣，其可行乎？”
户部尚书深以为然：“殿下明鉴。各地田亩等级、丁银旧额、商贸情况乃至吏治民风，皆不相同。若统一推挟摊丁入亩’，其摊派比例、清丈标准，均需因地制宜。”
“正是此理。”朱标点头，“故而，朕意已决，新政推广，不可一蹴而就。下一步，当‘择地试行，分类指导’。”
他提出了清晰的方略：
其一，扩大试点范围。在已有浙江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数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或区域进行第二轮试点。例如，选择江苏（漕运核心区）、江西（传统农业区）、福建（海外贸易活跃区）等地，观察新政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性与效果。
其二，成立“新政推行总核衙门”。由东宫牵头，户部、都察院、工部（涉及水利、漕运部分）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门负责研究、指导、监督各地新政推行事宜。该衙门需根据各地反馈，不断细化、调整具体政策，形成适用于不同地区的“定制化”方案。
其三，编纂《新政通则》与《地方细则指引》。将浙江试点的成功经验、遇到的问题、解决之法，以及清丈田亩、折色征收、简化商税的具体操作规程，编纂成册，下发至各省府，作为推行新政的参考范本和操作指南。
其四，强化监察与信息沟通。都察院需增派巡按御史，重点巡查试点地区新政推行情况，严防吏治腐败、执行走样。同时，建立定期奏报与紧急事务快报制度，确保朝廷能及时掌握地方动态。
这一套“星火燎原，稳步推进”的策略，较之当初在浙江的强力推行，显得更为成熟、稳健，也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它不再是依靠个人威望和强力压服，而是试图建立一套可复制、可调整的制度化推广模式。
朝臣们闻此，无不心服。太子殿下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反而更加冷静和务实，这让他们对新政的最终成功，充满了更大的信心。
旨意下达，朝廷机器再次高效运转起来。“新政推行总核衙门”迅速组建，来自浙江的有经验官员成为核心骨干；前往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的试点筹备工作组纷纷出发；编纂《新政通则》的工作也紧张开始……
下目光，依旧聚焦于浙江，但已不再是怀疑与审视，而是学习与借鉴。浙江的每一份详细奏报，每一次政策微调，都成为其他地区暗中研究、摩拳擦掌的范本。各地官员，尤其是那些有心作为的干吏，开始主动了解新政内容，思考如何在本地区推校
一股学习浙江、准备变革的暗流，开始在帝国广袤的疆土下悄然涌动。朱标所点燃的这颗新政星火，正以其扎实的成效和稳健的步伐，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照亮着大明王朝前行的道路，也重塑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内在肌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位在文华殿烛光下，孜孜不倦、谋定后动的年轻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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