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基地，信息监控中心。
巨大的全球信息流态势图上，原本代表中立和正面讨论的蓝色、绿色光点，正被一片从西方世界迅速蔓延开来的、不祥的猩红色所吞噬。屏幕上快速滚动着来自各大国际主流媒体、新闻聚合平台和社交网络的标题与关键词摘要：
“‘生命法典’：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中国秘密基因工程旨在创造‘超级人类’？”
“专家警告：不受控的基因编辑可能导致物种灾难！”
“是救赎还是毁灭？起底‘默言科技’背后的基因狂人林默。”
张锋手下的一名信息战专家，声音干涩地念着几条具有代表性的报道内容：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默言科技’雇员透露，该公司的‘生命法典’项目，早已超越治疗疾病的范畴，其真正目的是打破自然进化规律，制造拥有超长寿命和增强能力的基因改造人，这将彻底颠覆现有社会结构，造成前所未有的人类阶层分化……”
“……该技术被内部研究人员私下称为‘恶魔的礼物’，因其蕴含着无法预测的、可能导致全球性生态灾难的风险……”
陈淑华院士看着这些完全扭曲事实的报道，气得手指发抖：“无耻！卑鄙！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凭空捏造！”
林默站在屏幕前，表情平静，但眼神深处仿佛有冰层在凝结。“这不是新闻报道，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认知战。‘焚书同盟’开始发力了。”
他操作控制台，调出了“智脑”对信息源的追踪分析结果。所有的负面报道，其最初的引爆点和传播节点，都清晰地指向了几家与“永生制药”、“环球基因”等巨头关系密切的媒体集团和公关公司。它们像是有统一指挥的蜂群，在同一时间，用不同的声音，唱响了同一首诋毁的“挽歌”。
“他们在利用信息时代的传播规律。”林默冷静地分析，“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眼球，用模糊的‘消息来源’和‘专家警告’增加可信度，用煽动性的语言激发公众内心的恐惧和对未知的排斥。他们不需要提供任何确凿证据，只需要不断重复‘危险’、‘怪物’、‘不公’这些关键词，就能在大多数人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
果然，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被引导的评论和讨论。
“太可怕了！有钱人永生，我们普通热死吗？”
“支持禁止基因编辑！这是对上帝的背叛！”
“谁知道实验室里会不会跑出什么怪物？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中国政府必须公开所有研究资料，接受国际监督！”
恐慌、误解和愤怒的情绪，如同病毒般在全球网络中扩散。原本一些对新技术抱有期待的声音，迅速被这股污名化的洪流所淹没。
“我们需要立刻发表声明澄清！”陈院士急切地。
“现在不是时候。”林默摇了摇头，“在他们设定的舆论战场上，用常规的声明去对抗，就像用一杯水去浇灭森林大火，只会瞬间被蒸发。他们期待我们陷入无休止的、自证清白的泥潭，从而打乱我们的研究节奏。”
他关闭了令人窒息的舆论监测屏幕，转身面对忧心忡忡的团队成员。
“记住，恐惧源于未知，也终将被真相驱散。在我们准备好展示真相之前，保持沉默，专注我们自己的工作。堡垒往往最先从内部被攻破，只要我们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外界的喧嚣就只是噪音。”
然而，林默深知，这仅仅是第一波攻击。舆论的污名化是为了制造压力和孤立，为后续更具体的行动铺平道路。他接通了张锋的内部线路。
“锋哥，舆论战已经打响。我担心，接下来他们会尝试寻找我们内部的心理防线薄弱点。加强对所有研究人员，尤其是家属在海外或面临特殊困难人员的心理支持和背景动态监控。”
“明白。”张锋的回答简短而有力。
就在林默布置内部维稳工作时，“智脑”弹出一条新的预警信息：监测到有不明势力，开始通过网络和线下渠道，接触几位曾在“蓬莱”项目初期参与咨询、但后期因理念不合或资质不足而离开的生物学学者，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取关于项目“内部争议”和“潜在风险”的所谓“证词”。
“焚书同盟”的触角，比想象的伸得更长，也更毒。
位于法国巴黎的一家历史悠久、装饰华丽的学术会议厅内，一场名为“生命伦理与人类未来”的高端国际论坛正在举校台下坐满了各国记者、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一些关心此事的公众。论坛的实况通过多家国际媒体向全球直播。
站在演讲台后的，是满头银发、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哈灵顿爵士。他以深刻的哲学思辨和对科技伦理的保守立场闻名于世，被誉为“欧洲学术良心的守护者”。此刻，他正以一种饱含忧虑和深沉责任的语调发表演讲，题目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与僭越的代价》。
“……自人类学会使用火，掌握工具，我们便一直在试探自然的边界，挑战神所设定的秩序。”哈灵顿教授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带着一种悲悯饶感染力，“而今，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某些机构正在秘密研发的、旨在彻底重构生命蓝图的所谓‘生命法典’。”
他引经据典，从古希腊神话谈到中世纪炼金术，再从工业革命的副作用谈到克隆羊多莉的伦理争议，巧妙地将“生命法典”技术与历史上所有被视为“禁忌”和“僭越”的行为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要问，”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全场，显得无比真诚和严肃，“谁赋予了少数人扮演上帝的权利？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来承担这份改写生命序列所带来的、波及整个物种乃至生态圈的无限责任？”
他并没有直接指责“生命法典”会制造怪物，而是从更“高杀的哲学层面发起攻击：
“这项技术，本质上是将生命，这宇宙间最伟大的奇迹，降格为可以被任意编辑的代码。它消解了生命的神圣性和独特性，将人变成了可以定制的产品。这将导致何等的价值虚无？”
“更进一步，当延长寿命、增强能力成为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时，我们所珍视的平等、公平将何在？一个基于基因优势的、固化的超级阶级社会是否将成为我们的未来？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物种的分裂的开始？”
哈灵顿教授的演讲，逻辑严密，充满人文关怀，立刻在全球知识界和精英阶层中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和深思。相比于媒体简单粗暴的“怪物论”，这种来自顶级学者的、充满哲学思辨的批判，显得更加“高级”，也更具杀伤力。它成功地将“生命法典”定位为一种对基本人性和社会伦理的终极威胁。
“蓬莱”基地内，陈淑华院士和一些研究人员也观看了部分演讲片段。
“荒谬！”一位年轻研究员愤愤不平，“他把我们拯救生命、对抗疾病和衰老的努力，得像是犯罪！”
陈院士却面色凝重：“不，这才是最危险的。哈灵顿这样的人，他们的言论会影响决策者和知识精英。他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无法自证的两难困境——要么承认技术风险放弃研究，要么就被打上‘伦理沦丧者’的标签。”
林默沉默地看着屏幕上哈灵顿教授那张充满“正义副的脸。“智脑”适时地在他个饶显示屏上弹出了一份背景分析报告：哈灵顿教授主持的多个“非营利”伦理研究所，其最大的匿名捐赠方，与“永生制药”控制的慈善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还是“环球基因”旗下某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每年领取着高额的“咨询费”。
“看，这就是‘伪善的学者’。”林默将报告共享给陈院士，“他们披着学术和伦理的外衣，挥舞着道德的大棒，服务的却是资本和旧秩序的利益。他们害怕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可能带来的、他们无法掌控的变革。”
就在这时，林默接到了来自高层的加密通讯。通讯那头的声音沉稳，但带着一丝不容忽视的压力：
“林默，国际上的舆论压力很大，尤其是学术界的这些声音，影响很坏。很多友好国家也向我们表达了关牵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你们必须尽快拿出应对方案，不能任由事态恶化。必要时，‘生命法典’的临床推进速度，是否可以适当……”
林默深吸一口气，打断了对方的话：
“请放心，我们自有安排。因噎废食，才是对文明最大的犯罪。临床计划，绝不会因此延迟分毫。”
挂断通讯，林默知道，来自内部的压力，已经初步显现。哈灵顿们的话语，已经开始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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