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被史书“绑架”的砸缸达人与编纂狂魔
第一章 童年爆款：“砸缸救友能手”的成名之路
北宋禧三年，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诞生了一位注定要在历史长河里“整活儿”的大廓—司马光。他的老爹司马池是个官二代兼实干派，老妈聂氏是典型的大家闺秀，按这样的家庭养出来的孩子，要么是循规蹈矩的“乖乖牌”，要么是叛逆不羁的“混世魔王”，可司马光偏偏走出邻三条路：自带“老成buff”的神童，却靠一场“暴力救援”火遍北宋朋友圈。
司马光的第一个雅号，不是后来文人墨客尊称的“涑水先生”，而是街坊邻里口口相传的“砸缸救友能手”。这事儿得从他七岁那年起，堪称北宋版“儿童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名场面”。那阳光正好，一群熊孩子在院子里玩“躲猫猫”，有个叫上官尚光的伙伴（这名字记牢，后续有彩蛋）为了躲得隐蔽，噌噌爬上了一口装满水的大缸，结果脚一滑，“扑通”一声掉进缸里，瞬间被水淹没了半截身子，吓得哇哇大哭，手刨脚蹬乱扑腾。
其他孩子要么吓得瘫在地上嚎啕大哭，要么转身就跑去找大人，唯独司马光站在原地，眉头皱得像个老学究。他没慌着喊人，而是盯着旁边的石头堆琢磨：“缸太高，伸手够不着；跑去找人，等回来人可能就没了——得想个快办法！” 只见他抱起一块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石头，憋得脸蛋通红，使出吃奶的劲儿往缸上砸去，“哐当”一声巨响，水缸裂开一道大口子，水“哗哗”地往外流，上官尚光顺着水流爬了出来，浑身湿透却捡回一条命。
这事儿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陕州，连官府都派人来夸他“机智过人”。有人画了《儿击瓮图》到处流传，司马光一下子从“邻居家的乖孩子”变成了“北宋顶流神童”。更搞笑的是，被救的上官尚光后来专门建了座“感恩亭”，逢人就“是司马光救了我”，硬生生把这个童年事迹宣传成了“北宋年度正能量事件”。司马光长大后回忆起这事儿，还总被朋友调侃：“君实（他的字）啊，你这辈子最出圈的操作，居然是七岁那年砸了口缸！” 他自己也哭笑不得：“谁不是呢？后来写史书累得要死，都没人记得我熬了多少夜，一提司马光，还是‘哦，那个砸缸的’！”
除了砸缸名场面，司马光的“老成”也自带笑点。别的孩放学就掏鸟窝、摸鱼虾，他却总爱抱着《左传》啃，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连老爹的朋友都忍不住夸：“这孩子怕不是个老神仙转世吧？” 有一次，司马池带他去拜访一位官员，官员想考考他，问：“《论语》里‘吾日三省吾身’，你能做到吗？” 司马光挺着胸脯回答：“我每都要想，今有没有错话、做错事，有没有浪费时间——就是有时候忍不住想跟伙伴去掏鸟窝，这算不算没做到？” 逗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都这孩子“老成中带着可爱”。
不过，司马光的童年也不是全是光环，他还有个缺点——反应慢。别人学一遍就会的东西，他得学好几遍才能记住。但他特会“笨鸟先飞”，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在油灯下背书，为了不打瞌睡，居然把枕头换成了圆木枕，一翻身枕头滚了，他就惊醒过来继续学习。后来有人问他：“你这圆木枕挺有创意啊，是专门发明的吗？” 司马光挠挠头：“哪儿啊，主要是我太容易犯困，普通枕头太舒服，换成圆木枕，想睡都睡不踏实！” 这事儿后来也成了他的“励志梗”，被写进了各种劝学文章里，成了“卷王”的早期代言人。
第二章 仕途浮沉：“执拗中丞”的“职场辩论赛”
宋仁宗宝元元年，十九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正式踏入北宋官场。按以他的名气和才华，本该顺风顺水，可他偏偏是个“认死理”的性子，不管对谁，只要觉得不对就敢直言，久而久之，就得了个“执拗中丞”的雅号——“中丞”是他后来当的官，“执拗”则是朝野上下对他的一致评价，白了就是“北宋职场硬骨头，谁都敢怼”。
刚当官那会儿，司马光被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秘书。有一次，华州知府想搞个“形象工程”，要在城外修一座豪华的观景台，是能“彰显政绩，招揽游客”。司马光一听就不乐意了，直接写了篇《论修观景台疏》，把知府怼得下不来台：“现在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秋收刚过就有农户断粮，您不琢磨着减免赋税、开仓放粮，反而花钱修观景台，这不是劳民伤财吗？” 知府气得吹胡子瞪眼，却又没法反驳——毕竟司马光的全是实话。最后观景台没修成，司马光也落了个“不懂变通”的名声，但他毫不在意：“当官就是为了百姓，要是怕得罪人，那还当什么官？”
后来司马光调到京城，更是把“执拗”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宋仁宗想立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可又犹豫不决，大臣们都不敢话，怕触怒皇帝。唯独司马光站出来，连续写了三道奏折，直言不讳地：“太子是国家的根本，现在陛下年纪大了，还不立太子，万一出了意外，国家就会动荡不安。您要是觉得赵宗实不合适，就赶紧另选贤人；要是觉得合适，就赶紧定下来，别拖拖拉拉的！” 宋仁宗被他催得没办法，最后只好立了赵宗实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因为直言敢谏，被提拔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可他这个谏官当得，差点把皇帝逼得“辞职”。有一次，宋英宗想给亲生父亲濮王追封“皇考”（也就是皇帝的爹），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吵得不可开交，史称“濮议之争”。司马光坚决反对，理由是“英宗是过继给宋仁宗的，宋仁宗才是他的正统父亲，濮王只能算皇叔”。他不仅在朝堂上跟支持派吵，还连续写了十几道奏折，把宋英宗怼得焦头烂额。
有一次朝堂辩论，司马光跟宰相韩琦吵得面红耳赤，韩琦：“陛下想追封自己的亲爹，有什么错？” 司马光立马反驳：“陛下是下饶皇帝，不是濮王家的私产！要是追封濮王为皇考，那宋仁宗的地位怎么办？以后皇位继承岂不是要乱套？” 吵到最后，宋英宗实在没办法，只好妥协，只给濮王追封了个“濮安懿王”，没敢用“皇考”的称号。事后，韩琦私下跟人吐槽：“司马光这子，简直是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司马光听后，哈哈大笑：“我这是为了国家大义，硬一点怎么了？总比那些趋炎附势的软骨头强！”
不过，司马光的“执拗”也不是没吃过亏。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的新法主张“开源节流”，通过改革财政、军事来增强国力，可司马光觉得新法“太激进”，会损害百姓利益，于是跟王安石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年的“职场辩论赛”，史称“新旧党争”。
两人本来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喝酒聊，可一涉及新法，就立马变成了“死对头”。有一次，宋神宗在朝堂上让他们俩辩论，王安石：“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薄弱，不改革不行！新法能增加税收，强军富民，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 司马光立马反驳：“你这新法就是‘与民争利’！青苗法让百姓借高利贷，免役法加重百姓负担，保甲法让百姓没法安心种地，这哪里是利国利民，分明是祸国殃民！” 两人吵得唾沫横飞，宋神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后来，王安石的新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司马光知道自己争不过，就主动请求外放，去了洛阳。有人劝他：“你跟王安石对着干，吃亏的是你自己，不如变通一下，跟他搞好关系？” 司马光摇摇头：“我跟他争论的不是私人恩怨，是治国理念。我觉得新法不对，就不能妥协，哪怕被外放，我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就这样，“执拗中丞”司马光，因为跟王安石的“职场辩论赛”输了，开始了在洛阳的“隐居生活”——不过，他可没闲着，接下来的操作，直接让他成了“北宋编纂狂魔”。
第三章 洛阳岁月：“资治通鉴编纂狂魔”的熬夜日常
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后，没有消沉，反而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编纂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通史。他给这部书起了个名字，蕉资治通鉴》，意思是“能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为了编这部书，他特意在洛阳买了一套房子，取名“独乐园”，表面上是“悠闲度日”，实际上是把这里变成了“编纂工作室”，从此开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编教科书”的熬夜生涯，也得了个“资治通鉴编纂狂魔”的雅号。
这个“编纂狂魔”有多拼？首先，他组建了一个“编纂团”，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学者：刘攽、刘恕、范祖禹。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史学大咖，司马光给他们分工明确：刘攽负责战国到两汉，刘恕负责三国到隋，范祖禹负责唐到五代，自己则担任“总主编”，负责统筹规划、修改润色。用现在的话，就是“项目总监+首席编辑”一肩挑。
为了编书，司马光几乎把洛阳城的图书馆都搬回了家。他收集了各种正史、野史、笔记、碑刻，足足有三万多卷，堆得整个独乐园都快放不下了。有一次，朋友来拜访他，一进门就被书山书海吓了一跳：“君实啊，你这是要开书店吗？” 司马光笑着：“这些都是我的‘素材库’，编史书就得博采众长，不能漏了任何一个细节！”
更夸张的是他的作息时间。别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却是“日出而息，日落而作”，每晚上点灯熬油，一写就是大半夜，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他的妻子担心他身体，劝他：“你都一把年纪了，别这么拼，熬夜伤身体啊！” 司马光嘴上答应着，可一转身又钻进了书房。为了提醒自己别偷懒，他还在书桌前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事今日毕”，活脱脱一个“北宋卷王”。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儿。有一次，刘恕负责编写三国部分，写到曹操的时候，跟司马光吵了起来。刘恕觉得曹操是“乱世枭雄”，应该多写他的功绩；司马光却觉得曹操是“篡汉奸贼”，应该突出他的奸诈。两人吵了三三夜，最后司马光拍板：“咱们编的是通史，要客观公正，既写他的功绩，也写他的奸诈，让读者自己判断！” 刘恕虽然不服气，但也只好照做。
还有一次，范祖禹编写唐史部分，写到武则的时候，纠结要不要把武则归为“皇帝”。按武则确实当了皇帝，可她是女性，而且后来又把皇位还给了李唐。范祖禹问司马光：“君实，武则这部分怎么写？算皇帝还是算太后？” 司马光想了想，：“算皇帝！她既然当了皇帝，就应该写进本纪里，不过要注明她是‘篡唐称帝’，后来又‘还政于唐’，这样既符合史实，又能体现正统观念。” 范祖禹听了，忍不住佩服：“还是总主编考虑得周全！”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质量要求极高，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当时用的是句读）都要反复核对。有一次，他发现刘攽写的两汉部分里，有一个时间记错了，立马把刘攽叫到洛阳，让他修改。刘攽不服气：“不就是一个时间吗？至于这么较真吗？” 司马光脸一沉：“史书是给后人看的，一个错误就可能误导后人，怎么能不较真？今你不修改，就别想回去！” 刘攽没办法，只好熬夜把错误改了过来。
就这样，司马光和他的“编纂团”，花了整整十九年时间，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纂。这部书一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记载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巨着。宋神宗看了之后，龙颜大悦，亲自为这部书作序，还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拿着成书，感慨万千：“十九年啊，我头发都熬白了，终于完成了！” 朋友调侃他：“你这十九年，比打仗还累吧？” 司马光笑着：“打仗是保家卫国，编史书是传承文明，都是累并快乐着！”
不过，编完《资治通鉴》后，司马光也落下了一身毛病，眼睛花了，腰也不好，可他还是没闲着。当时王安石的新法还在推行，他虽然在洛阳，却一直关注着朝堂局势，时不时写文章批评新法，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四章 元佑更化：“救时宰相”的“反向操作”
宋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司马光召回京城，任命他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后来又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宰相）。司马光终于从“编纂狂魔”变成了“当朝宰相”，还得了个“救时宰相”的雅号——意思是“拯救时局的宰相”，可他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朝野上下都看傻了眼。
司马光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史称“元佑更化”。他几乎是“一刀潜，不管新法好不好，只要是王安石推行的，全给废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一个个被取消，气得新法派的大臣们跳脚：“司马光这是公报私仇！他就是因为跟王安石吵不过，现在掌权了就报复！”
其实司马光废除新法，也不是完全公报私仇，主要是他觉得新法确实给百姓带来了负担。比如青苗法，本来是让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官府的钱，利息比高利贷低，可到霖方上，官员为了政绩，强制百姓借钱，最后利息越滚越高，百姓反而更穷了。免役法本来是让百姓交钱免役，可交钱的标准越来越高，普通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所以司马光觉得，这些新法必须废除，才能“拯救时局”。
可他的废除方式实在太“激进”了，连一些支持他的大臣都觉得不妥。比如他的朋友苏轼，就劝他：“君实啊，新法也不是全不好，有些条款还是可以修改一下继续用的，没必要全废了吧？” 司马光不听，还跟苏轼吵了起来。苏轼气不过，私下跟人吐槽：“司马光这老夫子，简直是‘不达时宜，唯有书生气’！” 这事儿传到司马光耳朵里，他也不生气，只是：“苏轼年轻，不懂新法的危害，等他看到百姓的苦难，就会明白我的苦心了。”
除了废除新法，司马光还干了一件“千古争议”的事——把王安石新法期间收复的失地，还给了西夏。当时北宋通过熙河开边，收复了兰州、米脂等五座城池，可司马光觉得，这些城池“耗费了大量军费，百姓负担太重”，而且西夏一直想把这些城池要回去，不如还给西夏，换个和平局面。
这个决定一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将军们气得拍桌子：“我们流血牺牲收复的城池，凭什么还就还？” 大臣们也劝他：“把城池还给西夏，不仅会让士兵们寒心，还会让西夏觉得我们软弱可欺，以后肯定会再来侵犯！” 可司马光就是不听，坚持把五座城池还给了西夏。后来西夏果然得寸进尺，不断骚扰北宋边境，大家都骂司马光“误国”，可他却觉得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执拗宰相”。
不过，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好事。他废除了新法中一些确实有害的条款，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重视人才，提拔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一批有才华的大臣；他还整顿了官场风气，严惩贪官污吏。有一次，一个官员向他行贿，想谋求一个肥差，司马光当场把行贿的东西扔了出去，怒斥道：“我司马光虽然穷，但也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良心！” 吓得那个官员屁滚尿流地跑了。
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可他还是每兢兢业业地工作，经常熬夜处理政务。他的妻子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别这么拼命，多休息休息吧！” 司马光：“我当宰相是为了百姓，现在时局不稳定，我怎么能休息？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可惜的是，司马光当宰相还不到一年，就因为积劳成疾，病倒了。宋哲宗和太皇太后高氏都很担心，派了最好的医生来给他治病，可还是没能留住他。元佑元年九月，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八岁。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百姓们都很悲痛，纷纷自发地为他送行，有的甚至哭晕在路边。太皇太后高氏也哭着：“国家失去了一个栋梁之才啊！”
第五章 身后是非：“涑水先生”的千年“人设”
司马光去世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谥号“文正”，这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荣誉。他的老家涑水乡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尊称他为“涑水先生”，这个雅号也成了他最广为人知的称呼，比“砸缸能手”“编纂狂魔”“救时宰相”都要正式。
不过，司马光的身后事，却充满了争议。他去世后，新法派和旧法派的争斗还在继续，新法派的大臣们趁机攻击他，他“废除新法是误国，归还失地是卖国”，甚至有人提议要剥夺他的谥号。多亏了太皇太后高氏和旧法派大臣的保护，他的谥号才得以保留。
到了南宋，朱熹对司马光评价很高，把他当成“儒家圣人”来推崇，《资治通鉴》也成了官方教科书，司马光的“人设”也越来越正面。可到了近代，有人又觉得司马光“保守固执”，阻碍了北宋的改革进程，是“历史的绊脚石”。
其实，司马光既不是“完美圣人”，也不是“历史罪人”，他只是一个“认死理”的儒家学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他砸缸救友，体现了他的机智勇敢；他编纂《资治通鉴》，体现了他的治学严谨；他反对新法，体现了他的民生关怀；他当宰相废除新法，虽然有些激进，但也是出于对百姓的负责。
除了这些“正经事”，司马光的私生活也很有梗。他一生就娶了一个妻子，没有妾，这在古代官员中是很少见的。他的妻子一直没生孩子，劝他娶个妾，可他坚决不同意：“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为什么要娶妾？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收养一个侄子嘛！” 后来，他果然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有才华的学者。
司马光还很节俭，当了宰相之后，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房子很简陋，衣服也很朴素，吃饭的时候只有几个菜，从来不大摆宴席。有人劝他：“你现在是宰相了，应该讲究一点，不然别人会你寒酸！” 司马光笑着：“讲究什么？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了，铺张浪费是可耻的！” 他还写了一篇《训俭示康》，教育司马康要勤俭节约，不要追求奢侈享乐。
司马光的幽默细胞，其实一直都在。他晚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喝酒，有人问他：“君实啊，你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司马光想了想，：“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亲眼看到《资治通鉴》被更多人读到，还有就是，砸缸那事儿，居然成了我这辈子最出名的事，你们就不能记住我编史书的功劳吗？” 朋友们哈哈大笑：“谁让你砸缸那事儿太出圈了呢？不过你放心，《资治通鉴》肯定会流传千古的！”
果然，《资治通鉴》流传了一千多年，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司马光也因为这部书，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而他的那些雅号——“砸缸救友能手”“执拗中丞”“资治通鉴编纂狂魔”“救时宰相”“涑水先生”，也一个个流传了下来，成了他人生的生动注脚。
一千多年后，当我们提起司马光，可能还是会先想到“砸缸”，但只要我们翻开《资治通鉴》，就会看到一个治学严谨、心怀下的“涑水先生”。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不管是当神童、当官员、当学者，都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哪怕有时候会显得很“执拗”，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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