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王军动态
杨国柱（约14,000人）：接到袁崇焕指令，正全力摆脱豪格纠缠，转向东北，试图拦截建虏后队。
孙祖寿（约7,000保定兵）：加速北上，目标直指建虏可能的退路节点。
刘泽清（约12,000山东兵）：距离尚远，但正全速赶来。
张鸿功（约9,000山西兵）：距离最远。
勤王军总兵力（已抵达战场及正在赶赴关键区域）约 42,000人！虽然战力参差，且难以统一指挥，但庞大的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和实质压力，是促使皇太极决心撤湍关键因素。
崇祯得知建虏可能撤退及袁崇焕的追击部署，精神大振！
对陆铮雷厉风行锁拿殉余孽（高捷、史范等）的行动表示赞许。
暂时压制了对袁崇焕的猜忌，全力支持其扩大战果的决策。下旨催促所有勤王军向东北方向合围。
皇太极的退却，标志着京师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但这场浩劫远未结束。
袁崇焕的追击之箭已经离弦，满桂的铁骑正扑向建虏的归途。
一场围绕着八旗大军庞大辎重队的追击、截杀、反截杀的血战，即将在京畿东北的群山隘口间上演。
而紫禁城中，皇帝眼中那短暂的信任光芒之下，对那位手握重兵、功高震主的蓟辽督师，那根名为猜忌的毒刺，只是被压得更深，并未拔出。
…………
崇祯二年，十一月初十至十一月十五，京畿东北。
皇太极的撤退令并非儿戏。八旗大军展现出可怕的执行力，在阿巴泰猛攻内城西北角的烟幕掩护下，主力携带着掳掠来的庞大人口（约八万）、牲畜（数万头）、财物，如同一条臃肿却迅捷的巨蟒，急速向东北方向——冷口、迁安一线退去。
阿济格、多尔衮率领的两白旗精锐骑兵则如同毒牙，死死地断后，不断反身冲击任何敢于靠近的明军追兵。
满桂、何可纲部（先锋追击）这支由山海关残兵和关宁精锐组成的快速部队（约6000骑+5000步），如同锋利的匕首，直插建虏撤退纵队的侧翼与后尾。
满桂身先士卒，率领骑兵利用熟悉地形，不断发起股突袭，焚烧辎重车辆，解救被掳百姓，斩杀落后的建虏步卒和押送兵丁。
何可纲的步兵则占据沿途险要隘口、桥梁，设置伏击阵地，以火铳、虎蹲炮和强弩迟滞建虏大队行进。
战果成功解救被掳百姓数千人，焚毁粮车、财物车数百辆，斩杀建虏后卫部队及押送兵丁约1500-2000人。
满桂在指挥一次冲击建虏中军侧翼、试图解救更多百姓时，遭遇多尔衮亲率的巴牙喇卫队反扑！
血战中，满桂身被数创，尤其左臂被重箭射穿，几乎断折！若非亲兵拼死救回，恐将战殁。其麾下骑兵也损失不（约800骑伤亡）。
何可纲部在扼守一处隘口时，遭建虏主力步兵猛攻，伤亡近千人，被迫放弃阵地。
整体评估：予敌重创，有效拖延了撤退速度，但未能截断建虏主力或夺回核心辎重（人口牲畜）。
杨国柱部（侧翼拦截） 宣大兵长途跋涉赶到预设拦截区域时，正撞上豪格奉命殿后的镶红旗主力！
宣大兵多为步兵，虽依托地形结阵抵抗，但在豪格精锐骑兵的反复冲击下，阵线被冲垮数次！
杨国柱浴血奋战，勉强稳住阵脚，但损失惨重（伤亡约3000人），未能有效堵住建虏退路，仅起到袭扰作用。
其他勤王军——孙祖寿保定兵（7000人）赶到战场时，建虏主力已通过关键隘口，只能尾随追击，收效甚微。
刘泽清山东兵（人）、张鸿功山西兵 （9000人）距离更远，抵达时建虏已安然退入长城。
勤王军总伤亡（追击阶段）：约 5000-6000人。
…………
京师内外
内城解严，百废待兴，确认建虏主力远去后，内城城门缓缓开启。劫后余生的庆幸与目睹外城炼狱的悲痛交织。
秦良玉、孙元化、周遇吉等守城将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开始组织救治伤员，清理废墟，安抚流民。
陆铮的锦衣卫则全力维持秩序，搜捕潜藏的建虏细作和趁乱打劫的地痞流氓。皇帝下旨，抚恤伤亡，嘉奖守城有功将士，尤其是秦良玉、孙元化被加官晋爵。
然而，物资匮乏、瘟疫威胁、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在刚刚喘过气来的帝国心脏上。
袁崇焕移师蓟州在确认建虏主力已退出长城后，袁崇焕率关宁军主力移师蓟州，扼守要冲，防备建虏卷土重来，并着手整顿被蹂躏的蓟镇防务。
并上书朝廷，详陈追击战况、己方损失及建虏掳掠所得之巨，请求朝廷速拨钱粮抚恤将士、安置难民、重建边墙。
奏疏中，袁崇焕再次强调了加强关宁防务、重建精锐骑兵、严防建虏再次入寇的迫切性。
关宁军此役总伤亡（含广渠门、左安门、追击战）：约 6000-7000人。虽伤筋动骨，但核心骨架犹存，仍是帝国北疆最可靠的屏障。
…………
紫禁城，文渊阁。
胜利的短暂喜悦迅速被巨大的疮痍和更深的猜忌所取代。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龙椅上，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奏报——外城焚掠一空的惨状、数十万流民的哀嚎、抚恤重建所需的巨额钱粮、袁崇焕请求增饷的奏疏… 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被欺骗的愤怒再次涌上心头。
崇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京营几近打光，国库彻底掏空），最终却让皇太极带着如此丰厚的“战利品”扬长而去！这算什么胜利？！
对袁崇焕的猜忌急剧升温：“为何顿兵城下，不早与建虏决战？”（忽视野战风险） “为何分兵追击，致满桂重伤，杨国柱惨败？”（无视战果与敌我战力差距）
“建虏入寇，偏偏绕开其防区，岂非纵敌？”（忽视地理和建虏战术） “索要钱粮如此之巨，莫非挟功自重？”（无视战后重建所需）
这些念头，在殉余孽被清洗后留下的真空里，在勋贵、部分言官（尤其不满袁崇焕作风者）的私下议论中，被不断放大、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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