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捷的尘埃尚未落定，帝国的中枢洛阳，却因那来自岭南的甘薯，掀起了一场不见硝烟，却同样激烈的风波。这关乎国本的“绿色革命”，其推行之路上遇到的阻力，远超金戈铁马的战场。
司农寺的紧急奏报与数十筐来自不同试种点的甘薯实物，一同摆在了苻坚的御案上。报告详实记录了今岁北方试种的结果：在关中渭北旱塬、河东盐碱滩涂、乃至河南部分沙壤丘陵，这海外奇种展现了惊饶生命力，其亩产确远超当地粟麦，尤其是在传统作物几近绝收的贫瘠之地，甘薯依然能有所收获，堪称奇迹。随实物进献的，还有农官蒸熟后软糯甘甜的薯块，请陛下与重臣亲尝。
然而，奏报的后半部分，却充满了忧虑：北方寒冬对薯种越冬构成严峻挑战，需深挖地窖，精心保管，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部分粘重土壤不利于块根膨大，需改良种植法；更棘手的是，民间对此“形貌怪异”之物疑虑重重，称之为“鬼芋”、“土瘤”，宁可守着低产的粟米，也不愿轻易尝试这未知的粮源。
苻坚品尝着那甘甜的薯肉，目光却深邃。高产的数据在他预料之中，但推广的艰难，尤其是来自观念和习惯的阻力，让他深感任重道远。
当苻坚在朝会提出，要总结经验，克服困难，逐步在北方不毛之地推广甘薯以增粮储时，蓄势已久的反对声浪骤然爆发。
以太子太傅、儒学耆老周崇为首的守旧派，引经据典，言辞激烈：
“陛下！《尚书·洪范》有言：‘土爰稼穑’，稼穑者，五谷也！此海外蛮物，不在五谷之列，其性未明，安知非‘妖禾’？长期食用，若致民体孱弱，风气败坏，岂非动摇国本？昔日王莽篡汉，亦曾弄出诸多‘祥瑞’，终致下大乱！此物高产若妖，恐非国家之福啊！”
他身后一众门生故吏纷纷附和，将甘薯与“非我族类”、“败坏农本”等大帽子扣了上来。
更实际的阻力来自部分拥有大量良田的门阀代表，他们虽不明言，却暗中授意官员质疑：
“陛下，农为国本，重在安稳。若放任此物蔓延，恐百姓趋利，弃五谷而种此薯，届时谷价波动，伤及根本，何人负责？且此物不择地力，若使贫瘠之地亦能产粮，则良田与瘠地价值何异？恐引土地兼并之乱！”
太子苻宏身处漩涡中心，一面是父皇的坚定意志，一面是师友重臣的汹汹物议，他只能谨慎进言：“父皇，周太傅等所言，亦是老成谋国之心。新物推广，牵涉亿万民生，是否可更缓一些，于特定灾荒之区先行试点，待民见其利，如水之就下，则事半功倍？”
朝堂之上，支持推广的务实派与反对的保守派争执不下，气氛凝重。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反对声和太子的犹豫，苻坚并未动怒，也未强行下旨。他深知，思想的堡垒，非刀剑可破。他采取了更为精巧的连环策略。
首先，他下令在洛阳西郊皇家苑林，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劝农丰穰会”。不仅百官参与，更允许京畿百姓代表入场。现场并列展示甘薯与粟、麦的植株、果实，司农寺官员当场挖取称重，数据公开；御厨现场烹制甘薯，分予众人品尝。当那甘甜软糯的滋味在口中化开，当那悬殊的产量数据赤裸裸地摆在眼前，许多原本心存疑虑的官员和百姓，态度开始松动。
其次，他亲自撰写《甘薯赋》，不着力夸耀其产量，而是着重描绘其在灾荒之年“活人无数”的功德，将其定位为“仁政之器”、“上赐予黎庶之慈”，从道德和情感层面抢占高地，化解“妖禾”的污名。
最关键的一步，他抛出了精心准备的经济政策：
“朕推广此物，非为取代五谷，实为填补五谷之不足！旨意明确：凡于官府划定之‘非优等地’，垦殖并种植甘薯者，前三年免征田赋！并由司农寺及地方官府，提供薯种借贷与种植法度指导！”
他目光扫过那些拥有大量边缘土地的门阀，“至于现有良田，仍以五谷为本，朝廷绝不干涉！”
此策一出，朝堂态势瞬间逆转！对于那些苦于贫瘠之地无出产的普通农户，以及拥有大量此类土地、正愁无法产生效益的豪强而言，免税三年的诱惑是巨大的。这相当于朝廷让出了部分短期利益，将推广的成本和风险转化为了民众自发追逐的利益驱动。反对派的声音虽未完全消失，却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因为他们无法阻止民众和部分地主去追逐这看得见的实惠。
甘薯推广的国策，终于在苻坚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利益杠改撬动下，艰难地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然而，苻坚知道，这仅仅是开始。越冬技术、种植法度的完善、民众接受度的真正提高、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既得利益群体与旧势力的摩擦，都将是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他站在殿阶之上，望着下方神色各异的群臣，心中澄明。内部的革新，其复杂与艰难，丝毫不亚于驰骋沙场。他必须如同最谨慎的舟子，既要把握方向，又要避开暗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方能将这艘承载着万民福祉的巨舰，驶向那丰衣足食的彼岸。帝国的根基，正在这看似微末的“土疙瘩”之中，被一点点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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